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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听其取之说质疑 一 提解耗叹———从清康理想国的实际出发 消耗，消耗；充满浪费。耗羡是征收田赋时为抵补熔销碎银消耗而另外附加征收的。正常火耗率大约在1-2%, 即一两银子收一二分的火耗应该说是合理的, 但由于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该收多少耗羡, 州县往往凭己意收取, 因而难以避免出现“重耗累民”的现象, 甚至造成了“用一派十, 用十派千”, “税轻耗重, 数倍于正额者有之”的弊端。 清朝刚建立时, 统治者为了笼络民心, 曾宣布禁止征收耗羡, 顺治元年 (1644年) 下令:“官吏征收钱粮, 私加火耗者以赃论”, 但实际上并未能很好贯彻。为什么呢?清承明制, 官员薪俸微薄, 州县七品官岁支俸银45两, 督抚大吏不过155-180两。如此菲薄的俸给远远不够官员的养家之需, 更不用说办公费用。原任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在回答雍正询问他的家庭生活情形时说道:在总督任内, 皇上给臣“家口薪水之资万金, 委属过多, 每月以五百金计之, 一年六千金, 尽敷用度。”这就是说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光家庭开支就为其原俸的33.3倍, 其余各级官员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微薄的俸薪与官员的家用、办公之需之间相差太大, 使得各级官员不得不另谋生财之道, 即默认地方州县多征耗羡, 上级官员再通过收节礼、表礼等方式层层分润, 由此相沿成为清初最大的陋规。早在顺治十一年 (1654年) , 林起龙在《严贪吏以肃官方疏》就曾说:“督抚司道等上级官吏以州县之大小, 分礼物之多寡;以馈送之厚薄, 定官评之贤否。”洞悉民生吏治隐情的康熙对此虽然看得明白, 但却采取了“听其取之”的态度。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 , 陕西巡抚噶什图向朝廷奏陈:“秦省火耗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 请酌留各官用度, 其余俱捐出, 弥补亏空”, 康熙在他的折子上批谕“此断非可行之事”康熙认为: “定例私派之罪甚重, 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 康熙这种姑息的态度助长了吏治的腐败。雍正继位以后, 深刻地认识到任由州县随意征收耗羡并层层打点上司是不可行的, 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康熙的态度, 他通过密折朱批表示对河南、湖南、山西等督抚关于.“提解耗羡”的建议的赞同和全力支持。雍正元年 (1723年) 十一月, 山西巡抚诺岷向雍正提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可操作的方案:全省地丁银约二百八十余万两, 根据“各州县火耗银每两有交一钱及一钱以下者, 亦有交一钱二三分至一钱七八分不等, 甚至亦有交二钱者”的不统一的耗羡率征收耗羡, 通省耗银共约50万两, “俱令解送布政司库”后, 分为“通省公费、各官养廉及弥补亏空”三大块, 其中用于各官养廉并通省公费约30万两, 弥补无着亏空20万两。这一方案被作为典范, 得到雍正的全力支持, 他在诺岷的奏折上批谕: “所办已很好了, 如此实心公正合理, 上天必会鉴佑于你, 山西全省否极泰来矣。勉之!” 雍正虽然在批阅诺岷等奏折时赞成提解耗羡的建议, 可毕竟此举是将行之已久的州县自收自用的一笔为数不菲的款项改归督抚分配, 所以还不打算公开降旨向全国推行。同时也要看到, 提解耗羡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创新之举, 势必会受到各个既得利益集团抵触, 作为最高统治者雍正不易及早公开表态支持哪方。在此情况下, 他于雍正二年 (1724年) 七月召开了一次重大廷臣会议, 命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科道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条奏提解火耗一折展开讨论, 会上礼部侍郎沈近思以一旦提解耗羡, “耗羡之外必复加耗羡”(11)为理由坚决反对。雍正对这次廷臣会议的结果虽然极为不满, 指责他们所议“见识浅小, 与朕意未合”,(12)但他最后也没有强行规定全国统一实施提解耗羡, 而是采取“各省能行者听其举, 不行者亦不必勉强”的灵活政策。雍正二年以后, 各省督抚看准雍正支持提解耗羡的意图, 以晋、湘、豫等省试行的提解耗羡改革在全国各省次第实行。 二 提解耗叹———下大以为中心的奏折 江西提解耗羡是在雍正五年 (1727年) 开始实施的。与雍正赞成的典范山西不同, 江西代表的是另一种模式。 雍正五年三月十九日, 署理江西巡抚迈柱向雍正提出在该省“提解耗羡, 设养廉”。迈柱的奏折称:“江西向来耗羡原止征收一钱”, 而“江省公用一项需费实繁……惟有比照河南、湖广等省之例, 酌提州县耗羡二分以充通省公用, 至各官养廉亦即于耗羡内分别提解一分五厘及六厘、四厘不等, 斟酌务令均匀, 可以为各员一岁养廉之资。此外, 余剩概留为州县自行养赡。”(14)雍正五年江西全省田赋银约在一百七十万两左右,(15)而“江西各州县每两收耗一钱”(16)即可收十七万左右的耗羡银, “酌提州县耗羡二分以充通省公用”, 即把其中三万四千左右的耗羡银充通省公用, 剩下的为各官养廉银。其中州县以上级别的官员的养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