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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动画电影翻译实践 动画电影的翻译策略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以利物浦、皮克斯和梦想为代表的动画电影杰作的发展，动画电影作为电影的一个分支，在创造了另一个门票记录的同时，它也成为电影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角色。其观众人群也从传统的少年儿童延伸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国引入了大量的美国动画电影，大多获得了很好的票房收益，从早些年的《狮子王》、《花木兰》、《小鸡快跑》，到近年的《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都在国内掀起了不同程度的动画电影热。 由于语言的差异，动画电影的翻译是影片在国内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动画电影翻译主要分为两种形式：配音翻译和字幕翻译。由电影公司正式引进的版本通常采用配音翻译的形式，以赢得更多的观众；而同时为了满足相当一部分已经习惯配合字幕看原版电影的观众的需求，他们有时也会同时推出英语原声中文字幕版本。此外，活跃在互联网时代的字幕组，也是动画电影翻译的一支有生力量。因为要配合人物对话的口型，配音版翻译对译文的字数有更高的要求，字幕版翻译则相对灵活。随着动画电影的大量引进，学界对其翻译研究也越来越多。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研究动画电影翻译的文章，其中有以功能主义学派的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分析动画电影翻译现象和翻译策略的论文，如周冠英、夏宏钟发表的《美国电影〈功夫熊猫〉汉译评析》；也有人提出以接受理论为指导的翻译策略，如王保令、闫檬的《探究新流行语在美国动画译制片中的使用及其原则——以〈里约大冒险〉为例》，该文以观众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为导向，分析了网络新词语在动画电影翻译中的合理性。 在商业主义盛行的今天，在动画电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策略研究之中，我们往往以译文是否实现了翻译目的或是否受到观众好评为标准，来衡量动画电影翻译的优劣——获得票房成功的，受观众喜爱的译本就是好的、成功的译本。然而大多数观众没有看到或者无法看懂电影原文本，他们的喜爱往往取决于其他因素，如译本是否幽默、是否贴近他们的文化背景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采用归化策略，汉语文化色彩浓厚的译本往往更能受到观众的青睐，获得更好的票房。1995年迪斯尼推出的Toy Story，片名译为《玩具总动员》，在国内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迪斯尼的另外几部电影名称也被相继翻译成《XX总动员》，甚至被称为迪斯尼的“总动员系列电影”。如2003年的Finding Nemo译为《海底总动员》、2006年的Cars译为《赛车总动员》。这完全是为了借《玩具总动员》成功之势，宣传新出电影，因此译者在翻译片名时，忠实完全让位给了商业目的和利益。 这种对功能和效用的强调，正是西方工具理性的特征。哈贝马斯曾如此评价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被资本主义的功利性原则‘异化’了的理性，它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即把是否为人带来利益视为唯一的衡量尺度，因而与伦理和道德要求相分离，即为了获得利益，人往往可以无视道德。” 票房的成功或者字幕组成名成为互联网的幻象，使得译者在翻译动画电影时逐渐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作为一名译者的独立性，忘记了一名译者应该遵循的基本翻译伦理——忠实于原文，保持对差异的尊重；以及译者应恪守的职业伦理。 传统理论的“忠实论”和“还原论” 伦理是指对人际关系之间的规范，翻译伦理通常理解为约束各参与者的“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据笔者收集的资料，“翻译伦理”（ethics of translation）于1984年由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其“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贝尔曼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行为，也不局限于在一点文化领域的纯文学或审美活动，翻译还是一种传播行为，翻译承担着促成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对话的任务，因此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传达原文和原文与译入语的差异，从而使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丰富。贝尔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的目的就应该是彰显差异，因此我们的翻译策略必定要以尊重、保存差异为前提。 此后，受贝尔曼的影响，意大利裔美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发表了类似观点：“我支持的伦理立场是这样，它敦促翻译在阅读、写作和评估各方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在这两位学者的思想基础上，翻译中的差异伦理——差异的作用和对“异质”的尊重——初步形成。可以说，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主要对翻译活动中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和规范，提出了译者应该如何对待原文，如何处理差异的观点。这种观点从翻译伦理的高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对当今的翻译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20世纪末，受解构主义影响，我国的翻译理论界也出现了对传统的“忠实论”的质疑与批评，译者主体性和翻译创造性为不忠实的翻译提供了所谓的理论土壤。打着发挥译者主体性旗号，各种不忠于原文或者过度归化的译文日渐增多。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为传统“忠实论”提供了新的解释，即忠实于什么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