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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育的几点思考 审美教育是以艺术和各种美学为具体手段的手段，通过审美活动传达丰富的审美对象的价值，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情感世界，从而微妙地形成和优化人的心理结构，创造完美的人性，改善生活环境的教育方式。在市场化的浪潮中, 我们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美学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它在重塑人的健康人性、重建人的精神维度、拓展人的人生境界方面具有突出的紧要性和迫切性。 美学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 最终要落实到人, 实现对人本身的培养和塑造, 审美教育作为对人本身进行培养和塑造的重要途径, 本来就是现代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 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 人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在这一背景中, 现代美学的人文内涵就愈加凸显出来, 愈加显示出其迫切性和现实性, 这集中体现在审美教育对人的培养和塑造上。 就审美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关系来说, 它们同属于教育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它们既各自独立, 又相互渗透, 具有一种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如果说智育是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的求真能力为目的, 德育是以锤炼人的道德品质, 培养人的求善意志为指归, 体育是以强化人的体能, 培养人的健壮体魄为宗旨的话, 那么, 美育的独特性就在于, 它通过对人内在情感的直接感染, 调动起人的各种心理能力并使之和谐运动, 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对人的塑造, 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审美教育的这种独特性质从根本上是由作为其实践基础的审美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对审美教育的内涵可以作如下界定:审美教育是以艺术和各种美的形态作为具体的媒介手段, 通过审美活动展示审美对象丰富的价值意味, 直接作用于受教者的情感世界, 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和优化人的心理结构、铸造完美人性、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定向教育方式。 发端于先秦的“诗教”、“乐教”传统在中国古代延续了近二千年之久, 直至近代西方列强入侵, 在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的情况下, 传统的“诗教”和“乐教”的主导地位才逐渐开始动摇, 一种新的美育观悄然兴起。我国现代美育的开创者是王国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 把整个教育分为“心育”和体育, “心育”又可区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在王国维看来, 美育一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目的, 但另一方面它与德育、智育又不是绝然相分或相互外在的。正确的美育应该能够促进德育与智育的发展, 成为德育与智育的有效手段。因此, “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 非各自独立, 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 知其当为者‘知’也, 欲为者‘意’也, 而当其为之前 (后) 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故教育之时, 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 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 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 又加以身体之训练, 斯得为完全之人物, 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王国维既强调了美育作为情感教育的独特性质, 又没有忽视美育与德育和智育的联系, 这样他在维护美育独立地位的同时并没有把美育孤立起来。应该说, 王国维对美育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 王国维之后, 对美育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阐述并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人是著名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蔡元培。在美育观上, 蔡元培把美育称为“美感教育”。他在《美育与人生》中说:“人人都有感情, 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 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 要转弱而为强, 转薄而为厚, 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 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 叫做美育。”美的对象之所以能作为感情陶养的工具, 是因为美具有两个特性, 即“普遍性”和“超脱性”。所谓普遍性, 就是说美的对象与欣赏者之间并不存在物质上的占有关系, 因而通过审美可以打破人我之间的界限, 实现人与人的相互沟通。“一瓢之水, 一人饮了, 他人就没得分润;容足之地, 一人占了, 他人就没得并立;这种物质上不相入的成例, 是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的。转而观美的对象, 就大不相同。凡味觉、臭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者, 均不以美论;而美的发动, 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与听觉为限, 所以纯有‘天下为公’之概。名川大山, 人人得而游览, 夕阳明月, 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 美术馆的图画, 人人得而畅观。”正因为美的对象可以使人从一己小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无私的境界, 所以它又必然会具有超脱性。所谓超脱, 就是使人“超于生死利害之上, 而自成兴趣, 故养成高尚、勇敢与舍己为群之思想者。” 美的普遍性与超脱性是一种相互规定、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美以普遍性之故, 不复有人我之关系, 遂以不能有利害之关系”。蔡元培认为, 美的这两个特性既是美育由以展开的现实根据, 也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