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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士人记游活动考述 在解释中国旅游的发展历史时，主要讨论了隋唐科举的兴起与学者们的旅游关系。但细读这些著述,又多有缺憾,此类文字不是过于简略,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就是语焉不详,史料阙失;尤其是清代科举与旅游的关系,更少见于文字的论述。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剪裁清人笔记、年谱及相关史料,敷衍成文,以明科举对旅游的影响和作用,并补清代旅游史之罅漏。 一 清代科举考试人数 清代科考由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构成,科举制度的实施造成了一定范围的社会流动。 清代的童试即县考、府考、院考,以童试引起的社会流动人数最多,但流动距离不大。清初县试人数,每县约在千人左右。清代一个府大致有十一、二个县,每县府试的人数仍以1 000计67。清代院试者一千数百人。清代县级的行政机构,虽多有变动,但大致保持在1 300个。以平均每年每县童试1 000人次计,全国合计为130万左右。童试三年两考,人数当加倍,由童试而引起的社会流动,其总人次为260万左右。 清代乡试,最初在15省举行,也称15闱。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陕西、甘肃省分为两闱,共计17闱。乡试的人数大省每科应试者不下两万人,中省八千余人,107以中等省份人数为基准8 000计算,17闱为13.6万人。 会试,每3年举行一次,地点在北京。清前期通常有五六千人。而“晚清时期,每科应试者,上年的新举人约2 000人,加上前几科的旧举人四五千人,一般约六七千人”。可知因会试来北京的人数,保守算法以每科约5 000人计。殿试人数大致等同会试人数,但流动不大,不会影响总体数字,故此不再另列。 根据上述分析和推算,以3年为一周期的科举考试,童试总人数为260万,乡试13.6万,会试人数为5千。若不计陪考人员,由科举考试引发的社会流动人数,3年为275万左右。 清代进士人数为26 391人,举人人数为144 480人54。“晚清时期,最后进学成为生员即考中秀才的,额定一州县仅二三十名左右”336。据此推算出应童试人数与秀才人数比例大致为1 000:30,即33:1。清代约1 300个县,那么一周期秀才数大约为42 900人,清代科举童试场次除去战争灾荒停试,大约为80次,计算出生员人数大致为3 332 000人。 清代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起开科取士,实施科举考试,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文科科举考试废除止,凡258年。其间,举行乡试、会试112科,进士26 391人,取举人144 480人,秀才约332 000人,清代参与科举考试的士人当不下3 502 870人。按照现行旅游者定义,除却商贾贩夫,清代没有任何一个阶层的人员流动堪与士人赴考者相比肩。旅游的发展,主要在于旅游者的参与;没有旅游者就无所谓旅游。当数百万士人因赴考而奔走漫游时,其对清代旅游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当不言而自明。 二 游山致乐游山 科举考生们凭藉赴县、府、省城或京城科考的机会,多会出游途中与试地风景名胜。由朝廷点派出京之考官,利用公差之便游览地方名胜古迹更为普遍。清制,担任乡试主考,严格规定出京及到省时间。受制度约束,赴任途中,少有游赏活动;但在考务结束后,则访名山,游胜水。 考生们的科考旅游,大致可分为途中之游、试点之游与归途之游。 赴试途中,行程匆忙,思想压力大,路过当地风景名胜,一般只作浮光掠影式的游览。如皖人戴名世,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赴福建应试,经浙江“江郎山,入仙霞关,经建宁、延平,而至福州”。在福州“游耿精忠废殿”116;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粤人陈澧北上会试,途经杭州、苏州时“游西湖上苏州虎丘塔及短簿祠”16。 赴省城乡试时,考期较长,试后便于游山玩水,另者省城京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对集中,因此,试点之游较为普遍。尤其是南京、杭州、济南等地,山河秀丽,风景优美,更能吸引考生们。如洪亮吉,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赴南京乡试,考毕游兴大发,“游京口三山及江宁”16;蒲松龄,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乡试于济南,“游大明湖”;浙人朱彭寿应乡试,三场毕,承戚友约,在西湖“同乘画舫,作竟日游”。京城的名胜古迹繁多,更是考生们纷纷踏访的胜地。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七月初一,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省)生员詹元相,进京应试,落第后“游报恩塔等处,及明孝陵胜境,睹一切都会以归”。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包世臣京城会试毕,“访檀柘大觉之胜”;光绪八年(1882),陈衍赴礼部试,雅兴盎然,“游陶然亭,苇湾十刹海、天宁、崇效、法源、极乐诸寺。有三日,登江亭法源寺看花,过谢文节祠。同伯兄苏戡游崇效寺。晤芸敏,重游天宁寺。同道安同伯初家兄往极乐寺看海棠”46。 乡试、会试和殿试后返回家乡时,时间上的约束相对减少,无论中榜落第都已成往事,精神上也少了许多负担,于是有归途游山览胜,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