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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汉书序》中的循吏思想 根据明史宗宗汉传，“宗宗岗、子祥、扬州兴化人。由刑部主事调考功, 谢病归, 筑室百花洲上, 读书其中。起故官, 移文选。进稽勋员外郎, 严嵩恶之, 出为福建参议。倭薄城, 臣守西门, 纳乡人避难者万人。或言贼且迫, 曰:‘我在, 不忧贼也。’与主者共击退之。寻迁提学副使, 卒官, 士民皆哭。”7378宗臣既是一位爱国爱民的抗倭英雄, 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文坛才子, 曾撰《报刘一丈书》揭露明代官场的黑暗, 该文后被选入《古文观止》。对这位文武兼能的明代“后七子”干将, 目前学界未有深入研究, 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报刘一丈书》的单篇解读, 笔者欲对宗臣循吏思想形成原因和实践活动进行深入观照, 以便进一步考察嘉靖时期的官场生态环境、揭示宗臣循吏形象的意义和影响。 一、 西汉循吏观的变迁 “循吏”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 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 良民惧然身修者, 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 亦可以为治, 何必威严哉?”《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曰:“奉法循理之吏, 不伐功矜能, 百姓无称, 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相比之下, 后者比前者表达得更为清晰———“循吏”即指那些奉法循理、不伐不矜、无称无过之吏。司马迁的“循吏观”与班固不尽相同。《汉书·循吏传》云:“及至孝宣, 由仄陋而登至尊, 兴于闾阎, 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 厉精为治, 五日一听事, 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 辄亲见问, 观其所由, 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 有名实不相应, 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 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 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 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 民知其将久, 不可欺罔, 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辄以玺书勉厉, 增秩赐金, 或爵至关内侯, 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 于是为盛, 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 皆称其位, 然任刑罚, 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 所居民富, 所去见思, 生有荣号, 死见奉祀, 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3624 班固特别强调循吏需仁爱百姓, 富民教民, “所居民富, 所去见思, 生有荣号, 死见奉祀, 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循吏观”, 余英时先生认为, “《史记》中的循吏和宣帝以下的循吏虽同名而异实, 其中一个最显着的分别便在前者是道家的无为, 而后者则是儒家的有为”138。班固注重儒家积极进取的循吏观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明代宗臣得其沾溉, 有比较浓厚的循吏思想。 明代宗臣在其诗文中四次提到“循吏”, 其中三次提到了《汉书·循吏传》, 分别见之于《赠曾公叙》、《赠陶先生之封川令叙》、《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 充分证明了《汉书》循吏观对其影响之大。当然, 《宗子相集》中所讴歌的循吏不限于此四篇, 他还在《赠陈大夫之太平叙》、《赠查大夫报绩叙》、《武进白公集叙》、《赠巡台斗山樊公序》等文章中对那些具有循吏性质的官员进行了深情的礼赞。 综观以上作品, 宗臣所称颂的循吏有以下特点: 1. 卓、鲁的德政 宗臣《武进白公集叙》云白公忧愁天下, 志在万里:“喜谈天下大事, 每及兵戎, 辄振缨髙论, 勃勃英气逼人, 人无不悚容而起者。至晚年更喜骑射, 驰骋上下, 志在万里。”宗臣《报郑侍卿》“明公深猷远策, 下济民生, 上培国脉, 危言切论, 尤足以感悟明主。” 宗臣在《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中突出了民众的重要性:“夫天下之治系民, 民系令, 所从来长远矣。余读《汉书·循吏传》所称述咸守与令而卓、鲁诸君最着。迹其政, 盖若慈母之于赤子, 寒而絮, 馁而哺, 蹶而持, 痛而抚, 非夫文章之饬而礼乐之华也。”文中所称道的“卓、鲁”指汉代循吏卓茂和鲁恭。卓茂“性宽仁恭爱。乡党故旧, 虽行能与茂不同, 而皆爱慕欣欣焉……劳心谆谆, 视人如子, 举善而教, 口无恶言, 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鲁恭认为“万民者, 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 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 则天气为之舛错, 况于人乎?所以他“每政事有益于人, 恭辄言其便, 无所隐讳”。范晔高度称赞他们的仁爱之心:“卓、鲁款款, 情悫德满。仁感昆虫, 爱及胎卵。”宗臣把胡公比作爱民如子的卓、鲁, 胡公亦得到了民众的拥戴:“今公去瓯六十年, 而父老悲思而祀之, 则安知万世之下不以卓、鲁并公哉?” (宗臣《宗子相集》卷13《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 2. 浙江等地兴商,兴主公助民水火 宗臣在《赠曾公叙》中感叹道:“余读《汉书》所称循吏传, 未尝不投翰而叹也, 曰:‘嗟乎!斯不负民哉!’以今睹于近事, 则古今亦何殊焉!”他认为汉代循吏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