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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元曲的兴衰 我们知道社会环境会影响人们的个性，影响文学作品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得出结论，即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为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代处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其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与以往大不相同。现在，我们知道元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散曲》，它揭示了当时作家的思想心理状态，并评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 怡情山水,脱世 元代散曲作家喜欢歌唱隐居生活,很少写抒发壮志豪情的句子,而是希望避开人世的尘嚣,在纯净幽美的山水间寻找人世所没有的美,在恬静幽雅的境界中寻求心灵的安宁和精神的慰籍。如马致远的[双调寿阳曲](山市晴岚):“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霁。四围山一竿残照里,锦屏风又添铺翠。”[寿阳曲](远浦帆归):“夕阳下,酒旌闲。两三航未曾着岸。落花水香茅舍晚,断桥头卖鱼人散。”活脱脱一幅生动的水墨画,体现了作者的沉醉之情。宋人宋迪绘有潇湘八景,而元代文人对潇湘八景中的意境颇为偏爱。鲜于必仁写有[中吕普天乐](潇湘八景),沈和写有[仙吕党花时](潇湘八景),张可久[越调霜角](新安八景),徐再思[中吕普天乐](吴景八景)等,极大地说明了归陷避世、摆脱尘嚣正是元代文人创作的主旋律,这说明在元人的统治下,广大文人是受到相当的压迫的。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下,未来对他们来说很茫然,胸中纵有万丈才情也无从施展,想博取功名,没有龙门可跃;欲愤世嫉俗,又不敢锋芒毕露,只有怡情山水,彻底解脱。 另外,我们注意到,元人的写景作品大都是极力描写景之美,如何沉醉于中,很少有落寞之景,凄清之景,如张可久[双调折桂令](村庵即事):“掩柴门啸傲烟霞,隐隐林峦,小小仙家。楼外白云,窗前翠竹,井底朱砂,五亩宅无人种瓜,一村庵有人分茶。春色无多,开到蔷薇,落尽梨花。”乍看清幽之极,但其中也有客人,并不孤寂;而且还有蔷薇、梨花绽放,并不冷落。这恰恰说明,元代文人的避世是相对真正的避世,他们并不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自怨自艾,或情绪消沉,或企盼朝廷召用,而是寄情山水,并乐在其中,别的什么都不想。 元代散曲中大量的此类作品非常鲜明地说明了元代文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态度。 二、 “散权”现现的快乐之情 元人写景大都是“喜景”,华丽欢快,如刘秉忠[双调蟾宫曲]:“盼和风春雨如膏,花发南枝,北岩冰滴。夭桃似火杨柳如烟,穰穰桑条。初出谷黄莺弄巧,乍衔泥燕子寻巢。宴赏东郊,杜甫游春,散诞逍遥,”景色华美艳丽,一切都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作者在这样的景色里“散诞逍遥”,忘记了现实的烦恼,感到了生命的快乐。另外如张可久[南吕舍字经](湖春日):“院宇绿杨树,酒旗红杏村,一张棠梨苏小坟。春,水边多丽人。莺花阵,玉骢嘶锦云。”贯云石的[正宫小梁州](春):“春风花草园春,马系在垂扬。桃红柳绿映池塘,堪游赏,沙暖睡鸳鸯。(么)宜晴宜雨宜阴阳,比西施淡抹浓妆。玉女弹,佳人唱,湖上堂上,直吃醉何妨。”面对华美的自然景色和玉女佳人,他们纵情酒色,尽情享乐。这样的散曲还有很多,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长](杭州景),睢立明的[般涉调耍孩儿](咏西湖)等,景物华美无以复加,作者欢快之情亦溢于言表。实际上这是一种玩世的态度,正因为他们对现实绝望,因此才会在美景中寻求欢乐。 三、 对文学的童年、社会的影响 元代散曲虽然以旷达乐观为基调,但这种旷达是由于对社会的绝望彻悟而解脱痛苦的结果,并非作者心中就没有痛苦。特别是到了元代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意识的淡化加上科举的一度恢复,元代文人的用世之心又有所萌动。但由于元代科举制度对蒙古和汉人的不平等规定,汉族文人的机遇仍然不佳。然而他们既不愿彻底放弃心中的希望,心中的愤闷又不敢一吐为快,于是便发出悲凉的呻吟,表现在文学便形成了凄淡感伤的作品。 如乔吉[双调折桂令](荆溪即事):“问荆溪溪上人家,为甚人家,不种梅花?老树支门,荒蒲绕岸,苦竹圈芭。寺无僧狐狸样瓦,官无事乌鼠当衙。白水黄沙,倚遍阑干,数尽啼鸦。”荆溪沿岸本来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但在作者眼中只有老树、荒蒲、苦竹。狐狸出没,乌鼠乱窜,乌鸦悲啼,作者孤寂、惆怅、悲凉、绝望的心情跃然纸上,通过惨淡之景的描写反映了社会的凋蔽。 再如张可久的[中吕满庭芳](即景):“空林暮景,疏梅瘦影,老树秋芦。倚阑干千古南楼兴,到转参横。命仙客联诗赋鼎,试佳人按曲歇笙,无心听,寒江月明,鼓瑟瑟湘灵。”运用了“空、暮、疏、瘦、老、秋、寒”等字,可谓悲凉惨淡。乔吉[双调折桂令](毗陵临眺)中则有“窗影灯深,磷火青青,山鬼喑”的句子,冷消阴森,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豪气难伸、落拓江湖的消沉、凄怆的心境。 还有一些作品抒写了对古今变迁、人世沧桑的感慨,如张可久[双调水仙子](西湖废圃):“夕阳芳草废歌台,老树寒鸦静御街。神仙环佩今何在。荒巷生暮蔼,叹英雄白骨苍芒。花已飘零去,山曾富贵来,信仰伤怀。”这里有对昔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