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docxVIP

?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 ? ? 应永利 Summary：乡村治理自古是农村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在农民利益诉求与乡村治理结构的互动变迁中推动着农村的变革。文章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视角，基于浙江乡村治理实践，从方式博弈、文化表征、行动自觉、路径选择等分析乡村社会重构的博弈逻辑，在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相互嵌入中有序发展、良性运行，折射着乡村治理的未来取向。 Key：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生态治理；共同体 一、问题缘起 在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乡村社会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根基，小康生活一直是普通民众追求的朴素表达与理想状态。自农耕文明变迁延续至工业革命后，乡村社会原本作为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套自身运行机制的共同体，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出现疏离化困境，陷入解构危机。20世纪20年代以来，梁溯溟、晏阳初、杨开道等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扭转改变乡村社会日渐衰敝、乡村危机日益深重的现状，却因缺乏经济基础未最终实现，为日后乡村现代化积累了经验。20世纪7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乡村改革运动者以经济建设去带动农村落后的生产发展，极大促进乡土村庄的转型。其中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乡村结构时从文化视角分析落后动因而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对延续乡村建设、重塑农村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观念出发，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乡村治理发展指明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积累逐渐成熟，乡村社会因此不可阻挡地遭受破坏冲击，城乡二元差距不断加大，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相对弱化。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厘清乡村困境、累积治理经验，深化对小康社会的认识而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为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持。然而，延续几千年的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乡村何去何从，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尽管乡村社会有些问题始终未得到系统考量和有效解决，但与城市相比，乡土村庄在推进治理的博弈中已开始凸现生态优势和重构魅力，多维度地构建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共享型新格局，在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相互嵌入中有序发展、良性运行，折射着乡村治理的未来取向。作为经济先发展起来地区的浙江，在治理乡村方面先行一步，从基础上推动农业全面转型、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全面成长，为后小康时代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创造浙江现象与贡献浙江经验，实现未来乡村发展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一样迈入新时代。 二、乡村治理经验的浙江特点 自古以来，乡村治理是中国农村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在农民利益诉求与乡村治理结构的互动变迁中推动着农村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后，浙江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资源小省，逆袭成为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社会治理的模范省，得益于市场体系发育、社会组织成长、政府开明创新，在浙江的许多乡村，基层治理实践十分活跃，通过多年的探索与积累，产生除了具有普遍性的“先富参政”现象外，还涌现出不少独具区域特征的鲜活例证，比如桐乡市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宁海县“小微权力清单36条”、 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安吉余村经验、温岭市“民主恳谈”、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嵊州市“八郑规程”、新昌县“乡村典章”、黄岩区村级治理“三化十二制”、天台县“民主决策五步法”、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嘉善县“村级简报”、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绍兴市首推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宁波市“大学生村官”、德清县“乡贤参事会”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逐渐独具区域特色的浙江，越来越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获得感，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中已形成独有特点。 （一）政治立场的坚定性 乡村治理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又能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乡村治理中，农民群众是基本主体，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长期以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把讲政治作为高度自觉、形成共识，筑牢政治底线，坚定政治立场，自上而下模范带头，主动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切实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创造性地积累了乡村治理模式与经验，形成了上下同心互动的农村治理新形态，为开创总结乡村治理经验提供政治保障。正因如此，浙江的农村基层、乡镇县市都能主动对标省委，强化看齐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民之所想、政之所向，把握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以党建领航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改善民生、创新乡村治理，不断形成有效的农村治理、良好的乡村秩序，让基層群众带着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二）基层实践的创新性 浙江基层农村的历史文化与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乡村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