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歌的心灵性灵与向度.docxVIP

朱熹诗歌的心灵性灵与向度 在学术界和公众的认识印象中，朱夫子诗歌基本上是一种67.1的诗意，集中论述的高度抽象的道教和理学精神，缺乏艺术。其实,这种认识是以偏概全的。全面考察朱熹一生的诗歌创作就会发现,除了少数如《斋居感兴》和《训蒙绝句》等纯粹意义上的道学诗,其大量诗作艺术地抒写了朱熹的心灵、性灵和志向。束景南先生认为朱子的“最生动反映他的生平交游、道学性格与文化心态的十卷一千余首诗词,至今还几乎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地”。(P1057)因此,研究朱熹心态在其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既可填补朱熹诗歌整体研究的空白,重新审视朱熹诗歌的艺术价值,并给予恰当的定位,又可加深我们对朱子精神的理解。 一、 文心趣味的民生心情 朱熹是理学家。理学家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以天下圣贤为榜样,做有德行的仁人志士。以仁人之心忧思于天下的兴亡是朱熹终其一生的主体心态。这种心态在其诗作中典型地呈现为慷慨激昂的爱国之音和痛苦忧劳的忧民之苦。 绍兴三十一年冬,金主完颜亮提兵四万越过淮南,进逼长江,南宋面临严峻的亡国形势。朱熹对此战情可谓忧心如焚,如坐针毡,奋笔写下《感事》一诗: 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士,尝胆念君王。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 诗人不仅抒写了自己对国事担忧的坐立不安的彷徨之态,委婉地传达出对上阵将士未能“捐躯赴国难”的失望之情,更于诗中以拳拳赤子之心感念君王应整顿纲纪,尝胆复仇。这种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忧患在朱熹的诗歌中一再咏叹,“感此节物好,叹息今何时当念长江北,铁马纷交驰”(《次韵刘彦采观雪之句》),诗人时时刻刻都不忘收复北地;又云“从今花木梦,无复在雕栏”(《次韵彦采病中口占》),因为心念国事,故而诗人已无心凭栏赏花;面对国家大难,自己却无所作为,诗人内心深感惭愧,忧愁万分——“偷安惭暇食,万灶起愁烟”,“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感事再用回壁间旧韵二首》)。可是,当完颜亮被其部下所杀,宋金战况发生逆转,宋军连捷之时,诗人唱道“渡淮诸将已争驰,兔脱鹰扬不会期。杀尽凶残方反旆,里闾元未有人知”(《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杀气先归江林上,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次子有闻捷韵四首》)。两诗都盛赞宋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气势,诗人狂喜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堪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媲美。即使在宋军形势大好时,诗人所关切、忧虑的依然是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翠华棲浙右,紫塞僅淮阴。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授钺无遗算,沉机识圣心。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残奕随煨尽,遗黎脱斧碪。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槮。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簮。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众志非难狥,天休讵可谌。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感事书怀十六韵》) 这首诗以深沉豪迈的笔调传达了诗人内心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痛恨胡虏入侵,导致“神州陆沉”,国土沦丧;另一方面因闻战事捷报而内心燃起宋王朝抗敌复国的希望;再一方面仍然担忧朝廷和上阵将士不能坚持抗战,因而在篇末警示众人不要依赖侥幸,而应重新启用旧臣,内修外攘。此诗真可谓“沉郁之中杂有雄豪,欢欣之中织有忧虞”,(P43)诗人的忧国之情跃然纸上。 中国古人素有强烈的厚生爱民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不仅体现为下层平民自我爱怜的诗作,更多地体现为超越自身苦难而体现出来的深沉而博爱的厚生爱民精神的文人诗作。前者如《诗经·豳风·七月》就是下层劳动者自述其终年劳碌而过着悲惨生活的不幸遭遇;后者则在历代文人诗作中一再咏叹,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曹操的“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白居易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等等,无不浸润着古代文人对黎民苍生疾苦的无限同情与哀怜。朱熹一生仕途蹭蹬,曾做过主簿一类的小吏,大部分时间在山村过着隐居、讲学的生活,这使得他对民生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输尽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还归。山空日落无钟鼓,只有禅堂蝙蝠飞。(《题梵天方丈壁》) 此诗以如掾大笔通过苦行僧行乞无所的画面,写尽下层劳动人民在苛捐杂税重压之下的悲惨生活,诗人对民生疾苦的认识和体会可谓“入木三分”。 宋乾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朱熹受官府委托巡视灾情。在《杉木长涧四首》中,他以白描式的笔法写了洪灾之后百姓的惨状:“伤哉半菽子,复此巨浸功!沙石半川原,阡陌无遗踪。室庐或仅存,釜甑久已空。压溺余鳏孤,悲号走哀恫。”“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如果说百姓的悲惨处境让朱熹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么官府不关心百姓生死苦痛的行径自然会激起朱熹的无比愤怒:“赙恤岂不勤,丧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