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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汇看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 公共财政是一个古老的金融行业。许多人认为它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转型，所以最终被解雇。其实不尽然。厘清钱庄盛衰原因, 定会得到有益启示。 在近代市场发育和工业发生发展的背景下, 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适应了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的需要, 曾经非常兴盛。到了20世纪20年代, 因为外资银行的刺激, 中国新式银行也有很大发展, 于是形成了钱庄、华资银行、外资银行三足鼎立的金融格局。其中, 外资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各式外国在华企业融资;华资银行主要对较大型的纺织、面粉等新式工业企业融资, 也经营政府公债;钱庄则对经销进出口商品的中国商人融资。可谓功能定位清晰, 分工明确。其间, 银行, 主要是外资银行, 还将资金拆借给钱庄, 使钱庄得以扩大经营规模。 钱庄开出的庄票具有很强的支付能力。上海钱庄的庄票, 称为“申汇”, 可用于异地支付。通过外资银行的“押汇”, 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易的资金融通, 促进了上海等沿海城市与内地的商品流通, 特别有助于解决中小商人的融资问题。 钱庄早就有诸如钱业公所那样的同业组织, 实行自我管理。1917年成立了上海钱业公会, 在缺乏政府监控的情况下, 公会的营业规则事实上具有习惯法的作用, 有助于钱庄树立信用, 防范风险。钱业公会经常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摩擦, 对会员具有督导和惩戒职能。会员须履行公会决议, 遵守利率规定, 要照章纳税, 诚信守法, 若是违规失信, 就要受到各种处罚, 甚至除名。而对于交易对手的失信, 则可以采取联合抵制的手段。 信用乃金融业之命脉。钱庄这样的传统金融机构, 往往采取合伙制, 负有无限责任, 同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那么它为何能够适应当时经济, 它的信用又如何体现呢?原来钱庄的放款对象主要是同乡、同业、熟人、朋友等关系网内的伙伴, 在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人情社会中, 信用放款往往具有简单易行的长处。当然, 事物总有另外一面。钱庄的脆弱性也同时存在于其中。历次金融风潮, 总是钱庄受坏账影响最巨, 甚至引起大批钱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贯倒闭。这在钱庄盛衰起伏的变化中, 是个突出的现象。当然银行业的竞争也给钱庄造成巨大压力。而钱庄却通过转变经营方式来化解压力。如钱庄开始注重吸纳社会存款以补充营运资金, 并开始学习银行的抵押贷款方式以进一步规避风险, 放款对象也从商业扩展到新式工业, 内部会计制度渐由原来的旧式簿记过渡到新式簿记。这一些行业共同性的举措, 说明钱庄还是能够与时俱进, 实行变革的。 不过钱庄在1935年以后的确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尽管在1937年—1941年的“孤岛”时期曾有一时的畸形繁荣。大略说来, 南京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政策, 使钱业遽失银洋兑换的差价和佣金收入, 庄票的流通受到银行支票的冲击, 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的成立压缩了钱庄的汇划存款, 国际白银风潮使银本位的中国经济面临更严重的危机。这些原因确曾给钱庄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1935年国民政府乘钱庄陷入困境之际, 对钱业加紧清理, 则使钱业陷入绝境。钱庄在当时并非必遭淘汰, 而是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才是迫使它出局的根本原因。必须指出的是, 钱业的衰落与民营中小银行的衰落几乎是同步的。这就不能不检讨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国民政府意在强化金融垄断, 借机压垮了近代以来活跃了将近百年的钱庄行业, 同时也把民营中小银行逼入了困境。而在此过程中, 国家垄断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坐大, 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完全控制。 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当年中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市场化方向艰难转型, 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 现代工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足10%。所以钱庄这样的传统金融组织应该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金融机构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 业态越新越好。国民政府扩张垄断性的金融机构, 打压钱庄业, 是与打压民营经济的错误战略相配套的。这才是当年钱庄落寞的真正原因。 如今,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已经催生出各类新的经济组织, 规模有大有小, 业态也多种多样, 除了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吻合的以外, 还有很多私营 (个体) 小企业。金融的改革相对滞后, 大银行很难周全处理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一些民营经济集中的地区, 地下钱庄很活跃, 非法集资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说明对于类似钱庄那样的融资渠道存在客观需求。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当年钱庄的兴衰史, 也许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 有助于打开金融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