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构.docxVIP

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构 冷战结束后，朝鲜发生了两次危机。朝鲜在1993年3月和2003年1月两次宣布退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在2006年10月和2009年5月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由于朝鲜半岛地处于东北亚地区中心,其安定与否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朝核危机走向更加失控的边缘态势之前,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创建已是迫在眉睫。只有将停战机制真正地转变为和平机制,朝鲜半岛才能够最终走出冷战的阴霾,东北亚地区才会最终获得迟来已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一、 朝核问题与朝鲜和平机制的“交叉模式” 1953年,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标志,朝鲜半岛停战机制正式建立。它是中止朝鲜半岛战争行为的管理机制,但是由于停战双方均无终战意愿,这一机制先天存在很多缺陷。比如:停战机制没有就从朝鲜半岛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达成协议,因此其对在中国撤出了全部军队后仍然保留驻韩美军等无能为力。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停战机制的巨大局限性和严重滞后性不断显现出来。面对“南三角”和“北三角”均势格局的不复存在,停战机制已经无法维持原有的朝鲜半岛安全平衡态势,由停战机制向和平机制转变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1991年,朝鲜曾经提议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不过没有得到美韩两国理睬。从1993年起,朝鲜开始要求捷克、波兰、瑞士和瑞典等成员国离开中立国监督委员会。1994年5月,朝鲜撤回了驻军事停战委员会朝方代表团,另行组建了“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处”,朝鲜半岛停战机制的两个执行机构就此完全瘫痪。此后,随着朝核问题的一再发作,美、朝、韩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由停战机制转向和平机制的议题被束之高阁。 和平机制是为了维持双边或多边之间的和平而形成的一套明确或含蓄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在朝鲜半岛,构建和平机制与解决朝核问题的关系渐趋密切,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安全机制。由于朝核问题成为影响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变动的重要因素,首先解决朝核问题,尔后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路线图,显然不是处理复杂微妙的朝鲜半岛问题的理性方式。再者,朝核问题的出现源自于朝鲜半岛安全结构的不平衡性,而建立和平机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持久安全,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难以截然分开。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交叉模式”。2这意味着朝鲜“弃核”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构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最终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基础上,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也会顺理成章地建构起来。 自朝核危机发生以来,朝核问题不见缓解反而逐渐加深,朝鲜与美、韩、日的互信程度持续走低,突发事件和安全摩擦接连不断,朝鲜半岛陷入到更加严峻的“安全形势”,即“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状态。阿兰·克林斯总结了安全困境的三大特征,即自身意图的善性、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自我挫败。3这一参照标准可以用来判断朝鲜半岛是否处于安全困境状态。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控制着朝鲜半岛,它们在朝鲜半岛建立均势格局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政策的自我挫败”始终没有出现,因此当时的朝鲜半岛没有处在安全困境之中。冷战结束后,朝核问题成为诱动东北亚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战略意图来看,朝鲜希望通过核试验获得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自身安全的切实保障,而中、美、俄等国家则希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各方的战略意图均有善性倾向。从不确定性角度来看,虽然朝鲜与中、美、俄等国家均制定了非恶性的战略目标,但由于朝韩、朝美、朝日之间一直没有建立起正常国家关系,各方对对方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较大。从结果与目标的切合度来看,朝鲜没有通过发展核武器获得相应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其反而面临着更加糟糕的国际环境;中、美、俄等国家始终没有实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最终目的,反而促使朝鲜先后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各方均出现了“自我挫败”的情况。可见,朝核问题塑造了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这一概念最初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约翰·赫兹和罗伯特·杰维斯共同提出。4赫兹指出,“在没有被组织成为更高的统一体之前,一些具有生存相关性的集团或个人一定会考虑自己的安全,努力使自己免于受到其他集团的攻击、隶属、独裁或毁灭。为了逃脱其他国家的权力威慑,这些国家会努力获取更多权力。而这又导致其他国家缺乏安全感,纷纷往最坏处做准备,最终形成安全与权力的恶性循环”。5为了表意更加明确,巴里·布赞提出了“实力—安全困境”假说,用以强调正是“实力”与“安全”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造成了这种困境。6我国学者唐世平从无政府状态根源、他国目标的不确定性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安全困境”概念。7安全困境的存在显然不利于世界各国运用机制化手段解决复杂的安全问题。一般而言,安全机制的形成需要四大条件:一是大国有实力和意愿建立机制;二是国家必须相信在安全与合作中拥有共同价值;三是必须放弃以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