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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贿赂犯罪体系的不足 联合国反腐败条约（以下简称公约）是目前双边和多边地区反腐败条约最全面、最系统的国际公约。2005年10月27日,我国正式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与《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相比,我国立法尚有一定的距离。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切忌将《公约》生搬硬套,而应在认真研究我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公约》中关于贿赂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前瞻性理念。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对照分析,进而提出重构我国贿赂犯罪体系的构想,以求教于同仁。 一、 体系内部的关联性。《刑法修正案》第42条第5 台湾学者洪福增认为,所谓“体系”者,乃依某种原理或规则所组织的知识的统一体。此非单纯之知识的集合或分类,而系由贯通全体知识之原理予以支配、统一,并使其间保持有机的关联之组织也。立法体系是由诸多法律规定组成的,要达成体系必须使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协调、逻辑一贯,以避免相互矛盾。更深一层的,还必须借助若干法律原则或者法律思想的相互协力,使诸多法律规定体现的各种价值得以正当化和一体化;因此,体系不仅有助于法律规范内部和法律规范外部的衔接,还可以体现出规范内部的关联性以发展和推动法律规范。如果只研究单个的法律规定,而没有探寻此法律规定外与之相互关联的其它规定,就不能更加深入理解此项规定。离开了法律规定的立法体系,在从事相似法规的比较时,也很难找出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总之,发现个别规范与其他相类似的法律规范的联系,并通过体系的形式表达出来,是法学研究的要求之一。具体到贿赂犯罪体系内部,努力保持各罪规定之间的协调性,促进贿赂犯罪体系化的形成是保证贿赂犯罪立法合理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条件。随着《刑法修正案(六)》的通过,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相联系的公务贿赂犯罪(《刑法》第385条至第393条)和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相联系的商业贿赂犯罪(《刑法》第163、164和184条)。虽然《刑法》对诸多的贿赂行为都有相应的规定,但贿赂犯罪是多发性犯罪,行为人总是在总结其他人犯罪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其它非传统的贿赂行为规避法律(如影响力交易行为正是在此种环境中产生的非传统贿赂形式)。因此,贿赂犯罪体系是否协调、完善和科学,事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成败得失。纵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 严处罚、罚过相当 在我国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中,存在两种情形的不协调:其一,是贿赂犯罪内部受贿与行贿定罪量刑的不协调。受贿罪与行贿罪是贿赂犯罪的两种表现形式,在犯罪学上,受贿和行贿是一种对应式的对合关系。国际公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基于对贿赂犯罪性质的认识,将行贿和受贿同罪同罚,在构成要件上差别较少甚至是对应性规定,在刑罚上也没有区别对待(如德国、意大利、法国)。但在我国《刑法》中,行贿和受贿不仅不同罪,在待遇上也极其不对称。在构成要件上,行贿罪较之受贿罪“门槛”更高,只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而受贿罪则无此限制(斡旋受贿形式除外)。在刑事责任方面,行贿罪较之受贿罪处刑较轻,《刑法》第390、392条对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作了特惠安排。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定罪量刑上的这些不协调规定,反映了我国“严惩受贿而宽容行贿”的立法价值取向,不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 其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起刑点与普通公民的盗窃罪、诈骗罪的起刑点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官民不平等的不协调。从世界各国和地区范围来看,如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刑法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相关刑事规范,均无关于贪污贿赂罪数额的明文规定,祖国大陆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起刑数额为5 000元(现行《刑法》的有关解释规定盗窃罪的起刑数额为500元,只相当于受贿罪的十分之一),这不仅与世界各国贿赂犯罪的立法潮流不符,也与从严治吏的立法思想相抵触;不仅有损刑法的公正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二) 我国现行法律对物质赔偿规定的不足 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颁布实施和1997年《刑法》的修订,标志着我国刑法形成了包括公务贿赂和商业贿赂在内的惩治贿赂犯罪的规范体系,但与国外许多国家的贿赂犯罪体系相比,我国的贿赂犯罪体系还存在许多不完备的地方,具体分析如下: 1.受贿罪的行为种类比较单一,量刑幅度的设置不科学。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贿赂立法比较完善,对各类贿赂行为划分较细,有事前受贿、事后受贿、单纯受贿和枉法受贿;有要求、期约和收受贿赂,并且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并不要求实际得到贿赂。比较而言,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则比较粗疏,对行为规定单一。现行《刑法》规定的受贿行为只包括“索取”、“收受”和“斡旋收受”三种形式,并且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