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诗教也.docxVIP

温柔敦厚,诗教也 “善良、善良、诗意”。”(《礼记·经解》)这是从诗的作用谈的,但实际上它已从诗扩大到其它一切文学体裁之中,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性质和特征,在这短短的四个字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温柔敦厚”的含义究竟如何?为什么历代作家和批评家都把它奉为圭臬?本文即想在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希望它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诗以尚文” 郑玄注《礼记》,明确指出:“《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将诗教和礼教、乐教一样,作为当时政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诗》三百篇中,有不少里巷歌谣,并非都是有感于政治而作的。只是在《诗》被尊为经之后,这些生动活泼的民歌,才被披上一件说教的外衣。但诗被用于政教,则早已开始了,听诗以观民风,是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一件事。朱彝尊说:“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曝书亭集·高舍人诗序》)朱自清先生认为兴、观、群、怨是诗教意念的源头。作者通过诗表达了自己的情志,反映了社会现实,批评了政治时事,感染了读者,兴、观、群、怨,就在其中。但统治者对此却另有看法,在他们眼中,只有那些有助政教的作品,才可以兴、观、群、怨,对于直指时弊的愤激之言,就视为谤黩、大不敬,无法容忍了。弭谤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正象召公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国语·周语上》)最好的办法还是疏导:“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同上)既然说是疏导,就不能听之任之,而要根据自己的要求,将民之言行,纳入指定的轨道。提出温柔敦厚,就是用于疏导的一种方式。孔颖达说: “温柔敦厚,诗教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能敦厚而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教也。此为政以教民,故有六经。(《礼记·经解》疏) 孔颖达是从两方面来理解温柔敦厚的:一是教人作诗,二是以诗教人。所谓教人作诗,即人们可以以诗讽谏,但要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既给了情志出路,又把它限制在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诗存乎其人,和作者气质有关,要使诗温柔敦厚,人首先得谦冲恭敬。但这并不等于说,凡是刚烈偏激的人,就与温柔敦厚绝缘了,温柔敦厚实有涵养情性的作用:“圣贤之于诗,将以变化其气质,涵养其德性,优游厌饫,詠叹淫泆,使有得焉,则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习与性成,庶几学诗之道也。”(《道园学古录·郑氏毛诗序》)这就是以诗教人。古人以吟詠诗篇来净化激情,“止怒莫如诗”,(《管子·内业》)这诗,定是合乎温柔敦厚之诗。可见,在温柔敦厚这四个字中,既包含了诗的作用,也有对诗的要求。在先秦还没有职业诗人,也没有艺术创作这样的概念,因此,温柔敦厚与其说是对诗人的要求,不如说是对全体国民的要求更为恰当。它的提出,是当时统治者对人们赋诗作文的一个政治要求,是教化国民的一种手段。 关于这一点,如果能够联系乐教来看,就更清楚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乐的起源,都在原始的民歌,以后诗乐合一,固然与此有关,但也不能否认,在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教的需要。关于乐的作用,荀子讲得很清楚: 夫乐,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汗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荀子·乐论》) 既要人们动合规矩,又不可怨诽满腹,应该安于现状,发为平和中正之声——乐教应起这样的作用,作为诗教的温柔敦厚也要起这样的作用。温柔敦厚也许就是在乐教的影响下提出的。 据《左传》《国语》所载,单穆公、伶州鸠诸人,在谏周景王时,都一再强调乐宜和平,人须哀乐中节。这既是对乐的要求,也是以后对诗的要求。荀子说:“乐者,中和之纪也。”(《乐论》)“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劝学》)对两者的看法完全一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无论是乐教,还是诗教,都是儒家所奉行的政教,或者说,是接近儒家思想的统治者所推行的政教。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之道,以中庸之道治身,也以中庸之道治民、治国。乐教和诗教,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能够这样,就具备了中庸之道,也就做到了温柔敦厚。 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刘安称赞《离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都是以温柔敦厚的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朱熹在解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时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论语集注·八佾》)即以中庸思想来诠释此语。凡人之情,随物而化,穷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