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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森诗歌中的生态意识 艾米莉d.金森是美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先驱。狄金森终身未嫁, 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正是如此孤寂的生活使得诗人能够深入内心, 思考生命, 感悟爱情, 体验自然。她的诗歌充满着瑰丽的想象和深刻的思想, 在她过世后获得了读者和批评家的赞美和掌声。狄金森共创作了1775首诗歌, 但生前仅有10首得以发表, 其中500余首是描写大自然的。 1 生态式的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女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尼 (Francoise d’Eaubonne) 于1974年发表的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 (Le Feminisme ou la Mort) 之中。她在作品中指出了女性与自然所受压迫之间的本质联系, 即人们在反思生态问题时, 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的破坏作用, 但没有认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一部分,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生态运动结合的产物。因此, 生态女性主义同时糅合了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思想。同时, 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在理论的深层结构上又具有相似的地方, 即生态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而生态女性主义则反对男性中心主义。 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残酷的压迫, 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独特的性别经历使得女性与自然母亲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即她们都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力图颠覆压迫性的男权中心主义, 并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理念。她们反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 大力宣扬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所在。”生态女性主义者从关乎人类存亡的高度审视男性中心主义社会, 呼吁把作为母亲的女性和地球母亲统一起来, 她们“以身体为阵地”, 向父权制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生态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德奥博尼坚称, 唯有把女权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方能让世界变得更绿。 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深, 各种生态批评理论层出不穷, 可以预见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 2 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和压迫,扩大了女性和自然的“他者”的地位,正确处理女性的思想 早在1952年, 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就指出了父权制的逻辑, 即女性和自然都作为“他者”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著名学者凯伦 (Karen J.Warren) 2000年在她的著述《生态女性主义哲学:西方视角下的理论定义和影响原因》 (Ecofeminist Philosophy: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中描写和定义了“女性、有色人种、穷人、殖民地人民、非人类动物和‘自然’的不公平统治之间的联系”, 并且还写到“那些被统治的族群, 如人类和非人类 (或地球) ‘他者’, 这里的‘他者’指那些在父权制或其他压迫制度、系统、机构中低人一等的、被边缘化的、被剥削的和被统治的族群”。可见, 在历史的长河中, 女性和自然一直都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压迫。 自从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这块土地起, 他们就对自然界施以残酷的暴行, 狩猎、开矿、伐木、破坏植被、浪费资源。19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 到内战爆发时, 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位居世界第四。然而社会矛盾也伴着经济的繁荣日益加深, 内战、经济危机、劳资纠纷不断爆发, 整个社会逐渐弥漫着幻灭、沮丧的情绪。这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样也为狄金森的自然诗注入种种不安, 投下了愈深愈重的阴影。殖民经济大发展对生态的冲击所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的后果在东部地区日趋显现。新英格兰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已被资本主义经济的洪流所吞没, 在这段资本主义腾飞的历史中, 自然被迫站到了“他者”的位置, 忍受人类、工业和战争的剥削。 当时的艾米莉·狄金森成长在一个家教良好、社会地位颇高的加尔文教家庭。她的父亲是家庭中的最有分量的人物, 但是却相当保守。“他 (父亲) 给我买了许多书———但他让我不要看———因为他担心这些书会乱了我的心智。”她的父亲是一名著名律师, 家中常有社会名流造访。优越的家庭环境才使狄金森有条件终生隐居并进行诗歌创作, 同时还能保持开阔的眼界。但毫无疑问的是, 她的父亲是绝对的家庭权威, 处于支配地位。这种家庭关系完全臣服于父权秩序, 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 生活和存在于“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家庭架构中。 此外, 狄金森的爱情也经历过种种挫折, 并均以失败告终。从狄金森的书信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三个人物, 即查尔斯·沃兹沃思、塞缪尔·鲍尔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牛顿, 其中前两位均有妻室。狄金森1841年与沃兹沃思相识, 并为他写下了《我的河在向你奔来》一诗。诗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