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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使用和提问谈名的误题 一、 名学及语言哲学思辨性的重视 在中国艺术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地位和影响低于儒、道、圣。先秦时期，著名学者作为一个哲学集体非常活跃，成为当时高度流行的名俗思想的中心。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思想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重误解。各家各派,无论其哲学立场,均对于名家的言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例如,荀子认为他们“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恣孳,妄辨而几利”(《荀子·解蔽》);因为他们“惑于用名以乱名”或者“惑于用实以乱名”或者“惑于用名以乱实”(《荀子·正名》)。庄子与惠施的关系不错,觉得惠施很有才气,但他却认为惠施的辩说“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认定其言论“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 对名家所有的批评都集中于一点:他们玩弄词汇,蛊惑人心,对于修身治国、伦理实践没有任何用处,为君子所不齿。这种功利主义批判,使得名家闪光的思辨性语言哲学思想长期遭到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哲学的拒斥,成为讥讽的对象。结果,到了清朝初年,随着训诂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注意名家思想的时候,发现名家的资料已经很残缺了。虽经大力收集整理,但名家思想已经无法全面、完整、准确地复原了。 当代对名家思想的研究也就只能借助从各种古籍中整理出来的名家的只言片语来进行。或许正是由于历史评价的影响以及资料的缺乏,不少当代研究者对于名家思想仍存在着误解。在一些学者看来,名家的命题的确是具有逻辑错误的诡辩或者是由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导致的荒谬命题(如任继愈、黄受安等)。还有人认为,其中有部分确实是诡辩而另一部分属于辩证法;即使是持正面意见的人也认为至少“孤驹未尝有母”是诡辩(211-212页),或者说其中有些不过是谬误以及毫无意义的语词游戏(p.300)。 不过,自清末以来,在包括西方逻辑哲学思想在内的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的名学、辨学及其逻辑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学术界对于名家逐渐地进行了正面的评价。冯友兰在谈到名家的时候说:“从逻辑上讲,中国古代哲学的名与实的对立,很像西方的主词与客词的对立。例如说,‘这是桌子’,‘苏格拉底是人’,其中的‘这’与‘苏格拉底’都是‘实’,而‘桌子’与‘人’都是‘名’。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若试图更为精确地分析到底什么是名、实,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就很容易钻进一些非常可怪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我们带进哲学的心脏。”(70页)冯友兰的话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名家可能正是因为提出了这样古怪的问题,试图钻进哲学的心脏而引起了误解。 于是,一个重要问题就产生了:哲学的心脏就是思辨性的追问,是关于事物的“是”与“真”的理性言说,而思辨和言说都离不开语言的盘旋;如张再林所说,“当西方哲学家纷纷欢呼‘语言学转向’乃是又一场人类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为之弹冠相庆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健忘了,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先哲们恰恰是从语言学的研究开始了其哲学的漫漫旅程。”如果先秦的名家思想家们的确在试图通过语言的追问进入哲学的心脏,那么他们的“可怪的”问题不仅不是诡辩或者毫无意义的语词游戏,恰恰相反,它们正是关于语言的哲学思辨,而且很可能是纯语言的哲学思辨。 本人认为,名家的语言哲学思辨性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虽然当代学术界已经正面评价了名家,承认了他们对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例如,周云之、林铭钧和曾祥云指出了名家哲学的逻辑思想倾向及其对中国古代名辩学的重大贡献;叶锦明、马克汉姆则指出了名家思想由辩证到分析的发展倾向,而张新更是明确提出名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与众不同的分析思维特性。但是,本人也注意到,当代正面评价着眼点在于名家对于中国名辩思想的贡献,注重分析公孙龙和惠施等代表人物的逻辑思想,而对于诸如“辩者二十一事”等所谓“诡辩”的研究相对少得多;分析还不充分,“诡辩”命题尚未得到合理解释,因而还未充分揭示名家的语言哲学实质。故本文打算就名家的“诡辩”命题进行研究。 需要说明,本文作者并不否认名家中有诡辩者,例如邓析关于尸体返还的问题给丧家和尸体打捞人的答复就是不折不扣的著名诡辩。但是名家的主要思想家,即公认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的思想中却充满了智慧,表现出了强烈的语言哲学思辨倾向。全面地论述他们的思想非一篇文章能够做到,况且已经有众多的前人对他们的思想中的逻辑进行了公正的探讨,因此本文只限于讨论他们的思想中被认为是“诡辩”的部分。 二、 惠施—“使用”与“提及”:古汉语标点符号的难题 如前所述,名家流传下来的资料非常缺乏。现有的资料中,关于公孙龙的见解的文章相对完整一些,而惠施的名辩论点则主要为庄子著作中提及的只言片语。这些只言片语又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庄子·天下》中保存的所谓“历物十事”(包括“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