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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顿谬误理论的语用论基础 沃尔顿的欺骗性理论是现代欺诈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之一，其理论发展有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和伍兹合著的系列论文,主要表现为形式化特征;第二阶段涉及到荷兰语用-论辩学派的谬误的语用-论辩观;第三阶段沃尔顿提出了自己的谬误的语用论。1995年,沃尔顿《谬误的语用论》出版,标志着其谬误研究进入成熟阶段。沃尔顿谬误的语用论有其独特之处,该理论强调谬误是从一种对话到另一种对话的转移的概念。沃尔顿谬误理论既适合评价非形式谬误,也适合评价形式谬误;沃尔顿谬误理论是评估论证的更适当的工具;沃尔顿谬误理论在对谬误的分析上更加细致入微。沃尔顿谬误的语用论被认为是谬误著述中最广泛的谬误理论,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谬误理论之一。 一、 错误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吴兹和沃尔登 沃尔顿谬误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和伍兹的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谬误理论研究的特点是以形式化为特色。 (一) 研究方法:形式对误区 伍兹和沃尔顿二人的合作主要是一系列关于谬误的研究论文,后来集中于二人的合著《谬误:文选1972-1982》中。在该书中,他们关于谬误的本质是逻辑还是论辩术的问题上并未采取固定的立场。这说明了伍兹和沃尔顿早期著作的开放性及他们对逻辑和论辩术的同等考虑。但对关于单个谬误的讨论和就谬误理论问题的讨论则有所区别。伍兹认为:“谬误理论最好作为一个形式理论,很难看到对谬误理论形式特征的禁止还能留下什么称得上是理论的东西。”(P228)但同时,他们又力图避免完全的形式主义。“我们不是狂热的形式主义者。”(PⅩⅦ)“相对地,不受观念形态的扰乱,我们努力使用形式方法或借用现存的形式理论,这样做可能产生效果,甚至是非常尝试性的效果,例如引起了新的问题。作为谬误的理论工具,直觉逻辑、相干逻辑、似真理论、图示理论、集合论等都是甚至较其创立者们所预期或注意的那样是更为丰富多彩的手段,具有更深的哲学趣味。”(PⅩⅦ)他们对通过形式对话游戏(或称论辩游戏)来处理谬误的论辩路径也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尽管仍常对此有所保留。沃尔顿对论辩路径的前景一直都很关注,他认为这种路径在未来的论辩术(论证理论)和谬误研究中最有希望,他认为:“对于我来说,似乎很清楚,这些游戏(即论辩游戏、形式对话游戏,笔者注)是未来有关不受欢迎预设研究的最好基础。”(P242)但一般认为伍兹和沃尔顿合著中的核心思想是形式化的思想。例如,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就曾指出:“他们(指伍兹和沃尔顿,笔者注)用比单纯的演绎逻辑、命题逻辑和因果逻辑更进步的逻辑体系来处理谬误以补救标准方法的不足。他们的出发点是使用辩证、其他逻辑体系的结构和理论词语分析谬误,并且使对谬误的成功分析具有在某种(相当广泛的)意义上形式化的特点。”(P151) (二) 语法分析的意义 应当注意的是,伍兹和沃尔顿后来走向了不同道路和方向。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曾指出,“沃尔顿的《非形式逻辑》(1987)标志着其理论发展的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谬误分析上,沃尔顿(1989,1992,1995a,1995b,1996,1997a,1997b,1998,1999,2000)(指的是沃尔顿的后续著作,笔者注)不仅把形式逻辑归属于辩证分析之中,尽管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他还利用了语用法。”(P172)伍兹在其新著中,也明确指出,“如果我必须描述我们(指他与沃尔顿后来单独完成的著作,笔者注)后来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的话,我将冒昧地认为沃尔顿偏离被称为谬误研究的伍兹-沃尔顿路径较多,而我较少。”(PⅩⅢ)对谬误的论辩性质和它们各自所具备的可识别形式的双重关注成为沃尔顿后续著作的特征。以《无知论证》(1996)作为例证,沃尔顿花了相当大的努力来识别无知论证的结构,同时,他对该论证形式的分析置于该论证所处的对话序列中。他指出:“在本书的开始,我将我的路径建立在逻辑中传统使用的方法上,借以将对无知论证的评价建立在论证中的推理和论证中的命题形式(前提和结论)上,这是一种局部分析。但我越来越发现,特别是在第5章中,这个重心需要建立在一个更长的对话交换序列上,将判断论证和论证对对话某些阶段的贡献结合起来。”(P168)“利用对话概念来分析两个对话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论辩中的多句单位序列,是对此前逻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语义传统的根本背离。”(P170)因此,沃尔顿对对话理论(即论辩术)的关注由来已久,其后续著作也可以被视为是对这些早期思考的自然发展。但在沃尔顿早期著作和谬误的语用论形成之前即第二阶段,沃尔顿谬误理论受到了语用-论辩术的影响。 二、 “dilectic”的译法问题 沃尔顿谬误理论研究由第一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阶段,他的谬误理论深受语用-论辩术的影响。(针对“dialectic”的译法问题,国内以熊明辉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将其译为论辩术,其主要目的是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