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docxVIP

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影响贿赂的研究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我国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着力探讨《公约》与我国刑法规范之间的差距、以及如何缩小此种差距。作为世界性的条约,《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非常详细,特别是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对我国刑法规范乃至人们的观念冲击很大。因此,这一时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比较研究的阶段。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提升立法机关对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从而为该行为尽早入律奠定基础和条件。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后,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此条规范。本文即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若干疑难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帮助。 一、 如何理解犯罪的客观和客观 (一) 法益法益理论 与受贿罪一样,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是利用了职务行为实施的犯罪。因此,要正确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必须首先明确贿赂犯罪的客体。何谓受贿犯罪的客体,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不同的表述。有论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党和政府的威信构成受贿罪复杂客体的内容。(P776)也有论者认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就是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P873)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自从法益理论被引入刑法学客体理论之后,法益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犯罪客体的主要内容。何谓法益,理论界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我国台湾地区论者认为,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个人或团体、社会、政府、或国家,均存在其生活利益,例如,个人的生命、身体的健康与行动的自由、个人或公司的财产、社会的安宁、政府或国家的存立安全等。凡是以法律手段加以保护的生活利益,即成为法益。(P50)有论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侵犯的、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国家、社会、集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权益。这里讲的“权益”,即法益,包括国家法益、社会法益、集体组织法益和个人法益。(P6)有论者指出,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所有的法益都是生活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P133)根据法律规定,正当的职务行为应该具有公平性、公正性等特征,“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国家声誉受损”等不同的表述,都表明职务行为偏离了公平、公正的特质,国家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事实上,上述三种表述也是密切联系的。廉洁性也意味着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如果发生公职行为与财物相交换的情况,也意味着政府威信的降低。因此,不管将贿赂犯罪的客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党和政府的威信”还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指出了贿赂犯罪已经侵犯了国家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本质要求是相悖的。 (二) 法益框架内的文明活动 目前,对于刑法解释究竟应该立足于客观解释的立场,还是立足于主观的解释立场,我国并不是特别的重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不是太明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根据主观主义解释刑法,处理案件,并得出不合时宜的结论。而犯罪是反对社会、侵害法益行为,也是反正义、反文化的行为。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将客观化、抽象化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从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认识刑法的评价对象,并以此为前提解释刑法。以此,刑法学如果意欲获得长足发展,实务上对案件的处理结论如果要趋于合理,应立足于客观主义立场解释刑法。这在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 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是贿赂犯罪的客观特征之一。对正犯而言,以往的贿赂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权钱交易。以损害公职行为的廉洁性为代价,为自己谋私利。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所以被规定在贪污贿赂犯罪中,是因为此种犯罪也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根据现代法治精神,任何公权力来源于公众、也应该为公众进行服务。任何肩负公职的人员都不应该借机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样,公职人员之外的社会公众也不应该借助于与公职人员具有密切关系的便利条件,利用公权力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在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入罪之前,对非公职人员利用公职人员的影响力收受贿赂的,如果行为人之间有共同的故意,可以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将非公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作为共同犯罪加以处理的。但是,实践中非国家公职人员在与国家公职人员不存在共谋的情况下,又利用了公职人员的职务的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行为的,并没有妥当的解决途径。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国内法和国际公约的关系、增加影响力交易犯罪行为成为必须。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必须在法益的框架内进行解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