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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杜威关系论略 19世纪，19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 这幅形象生动的历史画面才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和认识, 各种视野下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蔚成一个学术研究的热点。然从诸多的研究成果来看, 似乎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还显不足,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笔者选择了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作为研究重点, 试图探寻这一引人瞩目的学术交往的实态。 一、 杜威的哲学思想 杜威的情形通告了胡适, 并请胡适会同蒋梦麟、陶行知共同落实杜威来华的事宜。 与此同时, 宣传杜威学说也成为胡适这一期间学术活动的中心。3月上旬, 在教育部会场, 胡适以“实验主义”为题讲演4次, 内容涉及7个部分: (1) 引论; (2) 皮耳士——实验主义的发起人; (3) 詹姆士的心理学; (4) 詹姆士论实验主义; (5) 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 (6) 杜威论思想; (7) 杜威的教育哲学。该讲演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 (1919年4月, 讲演的前4部分) 、《新教育》第1卷第3期 (1919年5月“杜威号”, 讲演的第5和第7部分) 、《新中国》第1卷第2号 (1919年6月, 讲演的第6部分) 等当时开风气的刊物上, 完整的演讲稿, 胡适于该年的7月1日改定, 后收录于《胡适文存》第2卷中。胡适这篇后被誉为介绍实验主义的经典性文本, 比较通俗地介绍了实验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详细勾勒了杜威的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 在当时可以说是深入人心。难怪江苏省教育会在5月2日, 也就是杜威讲演的前一天, 特邀胡适再次以“实验主义”为题进行讲演, 虽然时间仅有一个半小时, 但胡适生动扼要的描述, 却充当了杜威讲演的“导言”。当然, 胡适这一期间其他的著文或演讲中也时常提及杜威的学说。 二、 杜威的担当翻译 1919年4月30日, 特意南下代表北京大学的胡适, 与南京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 一道在上海码头迎接老师的到来。可能令杜氏这批中国弟子意料不到的是, 杜威会在中国住上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段并不短的时间里, 胡适凭着新文化运动树立的声望以及个人的私交情谊, 协调杜威在中国的行程, 并陪同杜威在北京、太原、济南和天津等地讲演、担当翻译。笔者在查阅近代报刊的基础上, 系统整理了胡适担当翻译的讲演概况。 从杜威在中国讲演的情况来看, 胡适的翻译工作最为繁重。特别在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初的这段时间, 胡适面对的是杜威各种不同而又相当成体系的讲题, 这本身就是对翻译者知识背景的考验。可以说, 杜威艰深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经胡适这位信奉者的生动传达, 很快影响于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其中由《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汇辑而成的《杜威五大讲演》自《晨报》1920年6月出版后, 在1921年7月杜威离华之前的短短一年时间里重印了十余次, 或许便是对这对师徒搭档的极好注脚。 三、 对杜威中国之行的研究 作为杜威的得意弟子, 胡适显然比同时期的其他学者更有资格担负起回忆和总结杜威中国之行的角色。在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开北京的当天, 胡适即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 及时总结了杜威中国之行的时代效应, 后该文又迅即刊载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东方杂志》上以及收录在《胡适文存》第2卷中, 更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杜威中国之行的首篇参考文献。1959年夏天, 在夏威夷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 胡适又做了《杜威在中国》的公开演讲, 虽然大陆《哲学译丛》和台湾《自由中国》两杂志很快便翻译了该文,1但这篇文献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英语语境中, 并由此引发了西方学者对杜威中国之行的研究兴趣。2然而, 在学界频繁参考胡适这两篇文献以及相关论述的同时, 却很少有研究者去关注史料本身的真实问题, 以致关于杜威中国之行的记述中出现了不少粗疏和错乱之处, 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对胡适的回忆未用心加以考释所致。据笔者深入研究, 错误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论断。 1. 杜威的“化缘”:从三人共建中华公园 关于邀请杜威访华的团体, 说法不一, 特别是作为当事人的胡适, 竟也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52年, 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宣讲《杜威哲学》, 首次提到“五四的时候, 蒋梦麟先生、陶知行先生和我, 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行知学会请他 (杜威) 到中国来讲学”。50年代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回忆时却说, “当蒋梦麟和我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听说他在日本讲学时, 我们乃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北京一个基金会叫做尚志学会, 筹备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并分担全部费用。”而《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则这样提到:“当他 (杜威) 在日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