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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中国的演讲 自2002年杜威离开中国以来，已经过去了8年。杜威在中国为期二十六个月的讲学, 在他个人一生经历中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经历, 但更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杜威演讲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 不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而且也深入到太原、济南、杭州、扬州、徐州、苏州、长沙等内地城市。杜威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在中国的演讲结集出版, 一版再版。中国的报章杂志关于杜威思想的介绍和杜威演讲的报道连篇累牍, 杜威如历史学家基南 (Barry Keenan) 所说成了“一时时尚”。然而, 今天人们对杜威已完全淡忘。在学术工业当行的时代, 人们往往根据学术界的时尚而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成就和重要性来判断一个思想家, 杜威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不仅在时间、内容和规模上引人瞩目, 而且对杜威思想本身的发展来说, 也非常重要。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根据内容分几大块, 其中社会政治哲学共十六讲。在这十六次演讲中, 杜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在此之前, 杜威也写过一些有关社会和政治哲学的文章, 但都零零碎碎, 不成系统。这十六讲是他应胡适的要求, 第一次系统表述他的社会政治哲学, 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另外, 不知什么原因,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稿始终找不到英文的原稿, 或哪怕是有关的笔记。我不久前还问过南伊利诺大学杜威档案馆的主任, 他说至今没有任何踪迹。因此, 现在由上述机构编辑出版的杜威全集里没有他在中国的演讲。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杜威在中国的演讲, 一九一九———一九二★》是根据中文本翻译成英语的, 就像当年玄奘大师将已在印度失传的一部佛经再译成梵文一样。 根据我的看法, 这十六讲虽然是正面阐述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 但不是没有特意针对中国的地方, 这是需要加以阐发的。国内以往对杜威思想的研究少有涉及他的社会政治哲学, 而国外研究杜威社会政治哲学的文献, 就我阅读的范围而言, 也很少提到他在中国的这十六次演讲。这十六次演讲中所表达的思想, 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而不仅仅只有学术史或思想史或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值得我们重视。 杜威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抵达中国, 四天后便爆发了五四运动。老中国迸发出来的青春热情和生命力给他深刻的印象, 使他激动不已。他在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的一封信中说, “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样的东西, 这几乎就是恢复青春……”在来中国之前, 杜威曾先在日本讲学一年, 他对中国的热爱 (他的女儿说中国是杜威仅次于美国最爱的国家) 与他对日本明显的不喜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对中国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事情的判断。尽管他被他的自由主义学生和“新青年”们包围, 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中国事情的看法。他根本反对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和西方人中流行的观点, 认为中国人天生保守、迟钝、懒散、腐败、不思进取, 因而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他指出, 如果人们把欧洲政治的发展作为正常政治发展的标准, 认为一切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同样的进程, 经历相似的阶段, 那就会将与此标准不符的社会视为不正常, 是残存的落后国家, 或是缺乏政治能力。先于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半个多世纪, 杜威就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情况出发去理解中国的历史, 而不应该用近代西方的那些政治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 因为那些概念根本不合适。中国的种种社会建制不仅异于现代西方的习惯, 而且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 西方的政治科学和西方的历史都不能提供任何分类系统去理解中国的种种建制最具特点的现象。他认为, 事实上中国的种种制度和思想是在一个特殊方向上非凡地发展着。 当然, 杜威承认, 现代中国遇到了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她不同地组织起来的世界, 遇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严格说不是人的力量, 而是无法计算的物质力量———战舰、大炮、铁路、奇怪的机器和化学制品。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但因为中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和习惯, 变革将是长期而艰难的。就像他发现许多中国人将美国理想化了一样, 他也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理想化了。但他不像某些西方人那样, 到了中国就将中国的一切理想化, 他只是将中国人的精神能力理想化。他觉得日本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是照搬式的拿来主义, 这他很反对。而他相信中国在借鉴西方在行政管理、公共卫生、税收、教育、制造等方面的技术行动迟缓是因为她要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接触, 彻底改变她的制度。中国人不像日本人, 中国人要参透产生西方进步的原则、观念、心智, 通过运用她自己更新了的和活跃的民族精神拯救自己。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杜威将中国理想化了。 实际上那些有幸享有机会听杜威第一次系统表述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人似乎最不在意的就是他的这些思想。杜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在教育, 其次在经过胡适曲解和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