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知县袁黄与北直隶宝县.docxVIP

明代知县袁黄与北直隶宝县 林则徐在《贵福水利总报告》中谈到了“宋初至宋末的原因是，元朝的托克托（脱）、郭守敬、虞集、明徐振明、邱军、袁黄、王应娇、左光斗、董英举等儒家官员都取得了胜利。”这里谈到的袁黄,即是万历中叶,在北直隶宝坻县推广水田的知县。尽管推广时间不长,影响亦不够大,但总还是明万历期间北方京东地区推广水田的一部分,对于后世颇有影响。特别是袁黄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隆庆四年(1570)举于乡,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开始在南方任幕僚,对于苏松一带的赋役问题极为关心,曾奉命清核苏松钱粮上赋役议,提出减少当地额外加征米银的建议十余条,遭到当时豪猾大姓所不满,“沮格不行。”①1万历十六年至二十年任宝坻县知县。在任五年中,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宝坻地方的经济有所恢复,尤其是推广水田获得了不少的成绩。 一 宝县人民共同急于小商,有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建议 万历初年,明朝的政治已日趋腐败,府库匮乏,经济濒危。经过大学士张居正在财政方面的一系列整顿,经济上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繁荣。 但在北方,尤其是京畿地区则不然。 首先,这时勋戚、中贵以及一些未出京诸王的庄田布满京师周围,大肆侵吞民田,农民生活痛苦不堪。据《宝坻县志》载,明中叶以后,县境内“有仁寿宫(庄田);有汝王、景王、泾简王府(庄田);有永淳公主、驸马谢永福、长公主驸马邬(景和)诸所;以及定国公(徐达后人)、建昌侯(张延龄)、锦衣卫指挥皆有庄(田);而牧厂监地都为所盘踞”。虽然其间庄田时有更动,但“此地之困于庄田,遑待问焉”!②2再据当时袁黄所著《宝坻政书》载:“宝坻之地,半为中官所辖,每征税至县,多不循法纪。肆虐吾民,或闭而绝之食,或裸而悬之树,前后死者无算,县官莫敢谁何。”③3 其次,尽管当时宝坻也实行了一条鞭法,将徭役改用代役银征收。但在执行过程中,强加给当地农民的新的差役,仍然有增无已。据《宝坻政书》所载: “近例各州县经费一条鞭徵银,在京支用,里甲尽放归农,已编有管支买办等役矣。则经临上司过往官使,一应下程供需及本州县各有交际酒席礼仪所用物件,自可备办。乃今多用铺户诸物责取,甚至卖菜佣亦派为菜户以供应蔬菜者,其余可知。”④4这就说明,一条鞭法虽经推行,但一些地区人民徭役负担并未减轻,地方官员仍然乱派差役,人民痛苦不堪。当时宝坻县有几种差役最为人民所苦。例如车运皇木之役。由于弘治以来,工部将一部分皇木储放此地,每年由宝坻人民负责车运至京师,这是极繁重的差役,宝坻人民深受其害。袁黄坚持主张以舟运代替车运。他建议乘漕船未集中时,以船由会通河运入皇木,并移皇木厂于三贤祠,便于水运。这样皇木厂离京师亦近,便于取给。这项建议得到了上级的批准。⑤5 另外一项繁重差役就是贡银鱼。永乐间,岁差入贡九次,后尚膳监差中官二员躬采,遂于北潭等处设厂。这也是当时宝坻人民的一项繁重劳役,由太监经手从县中派人将银鱼运往京师,供应皇宫。袁黄在宝坻时,曾向有关当局要求将这项差役减免。《宝坻政书》中有《申免银鱼公移》一文,为袁黄手订。其中谈道:“……切照宝坻县旧设银鱼厂,常年差内官二员采打银鱼、螃蟹等物,车辆往回一十六次,劳费巨万。……隆庆三年(1569)间,蒙司礼监李奏准停革。……卑职从万历十六年到任,会士夫耆老,询民疾苦,佥以为此为第一骚累之事。”袁黄到任后,乃上书阁臣,“谓鱼自海抵邑(宝坻),自邑抵京,道纡易败,请由海浜驰至京,以应上供。阁臣奏允之,自是上贵不至”。⑥6 复次,北直隶地区水利长年失修,时而泛滥成灾,使人民无法安生。袁黄初任宝坻县令之时,“是年雨多河溢,民大饥。市间薪粒俱绝,而索逋赋者犹不休,民不聊生”,⑦7逃亡殆尽。难怪当时袁黄“与僚友语曰:‘宝(坻)昔也富,今也贫矣,生计之计诎,而赋役之扰倍矣’”。⑧8 袁黄甫就宝坻县任,正值朝野上下在议论和提倡京东地区种植水稻的时候。当时朝廷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大力发展,另一派则表示反对,争论相持不下。袁黄感到要恢复和发展宝坻的经济,必须采取“轻刑缓征,与民休息”⑨9的政策,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兴修水利,发展水田。他这种想法是有其一定根据的: 一、早在成化五年(1469)时,“御史叶淇来(宝坻)知县事,劝课农桑,物利滋阜,量蚕桑之教,淇实开之。”嘉靖初年,知县张元相又建立大片桑园,“在县西十五里,周围凡二十亩,桑阴蔚然。”当“治蚕时,携筐者相望于道”。后来虽然“久渐荒废”,但到嘉靖甲子(43年)、乙丑(44年)间,“知县唐炼令民垦治,复筑垣以缭之,植桑数百株,视前尤盛焉。”说明宝坻这个地方发展农业是有基础的。因此袁黄曾亲自作《劝农书》,在县中广泛宣传。《劝农书》中说:“予为宝坻令,训课农桑,予得专之。今以农事列为数款,里老以下,人给一册,有能遵行者,免其杂差。”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