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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义例探析 “春秋笔法”分为狭义和广泛。从狭义上看，孔子在《春秋》中写下了“笔为笔，细而思”（史记孔子家族），“以一字为荣”（杜璐《春秋左传序》），“直书”、“微言”等相关书写原则。在广义上，它指的是作者变直并含义上的词语，如“春秋书法”、“书法实践”、“正义实践”、“一切实践”和“正义方法”。自孔子修订《春秋》以来,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等义例之探讨,代不乏人。随着传统经学的解体和新学术体制的建立,“春秋笔法”研究开始了自己新的历程,它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艰难地掘进,在建国后周振甫、钱钟书那里形成过渡,最后在新时期跨学科研究中获得了新生,而台湾地区的研究自承《春秋》经传研究之血脉,从而形成了贯穿百年的“春秋笔法”研究。 一 康氏的“春秋笔法”,其又分以下步骤 在近代以前对“春秋笔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春秋》基本义例的探讨上,但是这种研究状况在19世纪末随着传统经学的逐渐解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康有为把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先师”上,并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去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从而表达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法的政治理想,实现了经学向现实的逻辑转换。 康有为的“春秋笔法”研究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春秋董氏学》最初由康氏弟子编于1896年,1897年由康广仁在上海同译书局刻印出版。全书除“自序”之外,一共分为8卷,其中1-6卷为康有为摘编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突破从文字音韵进行训诂解经的范例,按照同类合并的原则分门别类摘编组合,并加上相关按语对此进行重新阐释,从而推导出新的结论。在这6卷中,《春秋恉第一》中“天子诸侯等杀”、“立君书不书”、“诛细恶以止乱”、“战有恶有善”“讳大恶”、“不畏强暴”分别指向“春秋笔法”中的直书、惩恶劝善等书法原则;而《春秋例第二》中“五始”、“时月”、“王鲁”、“内外”、“贵贱”、“屈伸详略”、“微辞婉辞温辞”等则是对具体书法体例的探讨;《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上、下)则是对“春秋笔法”所体现的“大义”的抉发。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十一卷据作者自述完成于1901年,作为《万木草堂丛书》的一种,最早刊行于1917年。全书同《春秋董氏学》的编撰体例相似,除了前面的《序言》和《发凡》之外,共十一卷,全书先列不修《春秋》,然后为孔子笔削之迹,接下来为已修《春秋》,并参录《公羊传》、《谷梁传》、《春秋繁露》等书进行相关佐证,最后还加上自己的相关按语进行阐述研究。康氏突破了以往将“春秋笔法”仅仅局限在“书法凡例”、“微言大义”等方面的束缚,而更重视“春秋笔法”本身所产生的功用上,即把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作为表达政治理想和改变社会的工具,并采用现代西方的知识观念运用到编撰体例上。康有为说:“春秋之义不在事,传孔子《春秋》之义在口说而不在文。”并对此进一步阐释说:“(孔子)因恐无所寄托,乃笔削鲁史,改定其年月日时、爵号氏名诸文,或增或删,或改或削,以为记号。如算术之有天元,代数之有甲乙子丑,皆以一字代一式,使弟子后学得以省识其大义微言之所托。”①1康氏对《春秋》“大义”而非“大事”的重视表明了以往依靠文字训诂繁琐考证等方式来阐释《春秋》“大义”的终结,在同现实紧密联系的基础上而代之以对“大义”的充分阐发和挖掘。其在编撰体例上分门别类,把“春秋笔法”包含的诸种会盟、朝聘、征伐、弑君、避讳等看作代数的“符号”、“电报密码”,通过代数的运算和置换,运用所谓孔子公理化的原则来进行相关推导,得出一定的“笔法”原则,则为“春秋笔法”的研究树立了新的研究模式。 1907年,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刊行,全书分为五卷,在由56篇小论文组成的《春秋通论》中皮锡瑞首先肯定了《春秋》“微言大义”的存在,他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②2从其“改立法制”的言语可知,其“春秋笔法”研究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经世致用的强烈功用目的。随后他分别对《春秋》诸种“借事明义”、“尊王攘夷”、“书灾异,不书祥瑞”、“日月时正变例”、“一字褒贬”等“笔法”及前代研究“春秋笔法”诸如杜预、赵匡、啖助、赵汸、黄泽等诸家学说进行了一一考辨。其提出的“《春秋》非史”说对后来《春秋》的定性产生了重大影响,贯穿在其中的《春秋》有“大义微言”——《春秋》“有例”——《春秋》之各项“笔法”的逻辑推断方法,为后来学者的“春秋笔法”研究打下了学理上的基础。 1907年,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序录》(原名《后证砭》)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在此之前,其已撰述了《左氏春秋考证砭》、《驳箴膏盲评》等著作,这三部著作直接针对刘逢禄而作,加上其于1896年作的《春秋左传读》一同构成了章太炎早期的《春秋左传》学研究。其研究主要以《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