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警察法草案》的修改与完善.docxVIP

《群众路线警察法草案》的修改与完善 一、 总法部分文本中是否明确规定了立法依据 不同的科学家对立法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解释。这项工作的立法基础只是立法者制定的一些法律的基础。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实际上都有相应的立法依据,而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一般也都在总则中明确写明立法依据。但是,不知何因,《人民武装警察法》并没有在总则中写明立法依据,这是立法者的疏忽大意还是有意所为? 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立法法》对于制定某部法时是否应当写明立法依据并没有作出强制性的规定。从立法实践来看,法律文本中是否写明立法依据的情形也是不尽相同的。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几乎都写明了立法依据,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则既有写明立法依据的例证,也有不写立法依据的例证。但是,我们认为,在《人民武装警察法》中应当写明立法依据,其理由主要是: 在法律文本中书写立法依据的必要性 在立法中,经常存在着下列功利主义的利害取舍问题,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皆有取利大于害;而有利无害则不存在取舍问题。在法律文本中写明立法依据可以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制定某部法律的出处和来源,相反,我们没有发现在法律文本中写明立法依据的任何弊端。因此,在法律文本中写明立法依据有利而无害。就《人民武装警察法》的立法依据而言,应当首推宪法和国防法。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国防法则是国防方面的基本法。据有的学者统计,宪法中与武警部队有关的规定有17处,国防法中和武警部队有直接关系的规定共31条,出现武警部队字样的有两条3处。 《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第1条的内容为 如《国防教育法》第1条规定:“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防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预备役军官法》第1条也规定:“为了健全预备役军官制度,完善国家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根据宪法和兵役法,制定本法。”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时,马福海委员就曾建议在草案第1条补充立法依据内容,在“制定本法前”增加“依据宪法、国防法等法律的规定”的内容。我们赞同上述建议。 二、 文本的协调问题 《人民武装警察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问题,应该关注的是该法与其他法律文本的协调问题,或者说是该法与该法的法源的协调问题。作为该法的法源很多,除了宪法和国防法以外,国内法的法源主要有行政法、刑事法和民事法三大类,因而,《人民武装警察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问题主要有以下三大问题: 《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赔偿范围 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时的法源首先应当是国家的行政法律规范。通览《人民武装警察法》,该法从总体上来说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这一点也可以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将其纳入行政法类作为佐证。《人民武装警察法》与国家行政法律规范的衔接涉及的法律规范较多,如《人民警察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戒严法》、《兵役法》等。限于篇幅,这里仅以《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国家赔偿制度为例。《人民警察法》第50条规定:“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赔偿。”但是,在《人民武装警察法》中我们没有发现包括行政赔偿在内的国家赔偿制度的规定。这是立法者的疏忽大意,还是刻意回避?我们同样不得而知。但是,有学者认为:“《人民警察法》的有些条文,如待遇、招收、建设等不能作为武警部队建设的依据,但是,人民警察的任务、职责、部分职权、义务和纪律、执法监督等方面,也同样对武警部队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这是因为任务和职权以及执法保障是密不可分的,《人民警察法》既然明确了武警部队的任务,当然也可以认为《人民警察法》同时也给予了相应的职权和执法保障。”同时,我们在吴双战司令员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的说明中也可以得到某种启示。他说:“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执行安全保卫任务,是代表国家进行的执法活动。为加强对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法行为的监督,保证严格执法,草案对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安全保卫任务的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国家赋予的法定安全保卫任务涉及到的执法活动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行政执法;另一类是刑事执法。上述两类执法活动都有可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保证上述两类执法活动百分之百正确,因而也就应当存在承担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赔偿责任问题。 搜查对象不同 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时的法源其次应当是国家的刑事法律规范,主要是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