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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英译百年回顾与展望 2002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词典英语翻译研讨会和2004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法典英语翻译研讨会，为推动中国法典英语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以及与学术界的联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两位会议的文件也出版了。在典籍英译界，老一辈翻译家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做出新的贡献，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崭露头角，一批博士生和研究生选择了典籍英译为研究方向。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典籍的英译已经问世，一批典籍英译理论研究的著作已经陆续出版，一批探讨典籍英译的论文已经相继发表，以典籍英译为中心的网站也已经成立。最重要的是，典籍英译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支持。 我国的典籍英译工作的进展是跟当前世界全球化的潮流和中国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是伟大的民族，有很长灿烂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她的文化对人类社会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把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介绍给世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纵观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多值得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比如文明历史悠久，黑格尔讲“历史须从中华帝国说起”。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夏朝，而公元前2000年欧洲只有爱琴海的克思特文明，并且在600年后即衰亡断裂，只有华夏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大量的文献典籍。我国古籍的数量，至今仍无精确的统计。古籍主要是指1911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据《光明日报》1983年11月25日发表的题为《我国古籍正在逐步整理出版》的文章，我国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古籍大约有8到10万种。另据全国近3 000个档案馆的统计，有历史档案近3 000万卷。仅《四库全书》就分为经、史、子、集4部，收书3 460多种、79 000多卷、36 000多册。中华文化典籍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中国的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中华文化典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开启未来不可或缺的宝贵遗产。若将如此浩瀚的典籍择其要者译成英语，也不是通过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典籍英译工作者是任重而道远的，肩负的责任是光荣而艰巨的。今天，老中青几代典籍英译工作者聚会一堂、共同研讨，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具体体现。 典籍英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我国的典籍浩如烟海，将其精华介绍给世界目前尚存在一定的随意性，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划；我国目前从事典籍英译的队伍数量和质量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需要加大培养的力度；现有的队伍分散独立，需要有部门进行协调整合；典籍英译从译者来看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为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从成果价值的认定到稿酬的支付标准等都值得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我国学术界现在从整体上说，尚未脱离五四时期、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思想浮泛，典籍英译界的情况也不例外。翻译一部中国典籍旷日持久，有的单位却认为翻译作品不算科研成果，出版社支付的稿酬甚至还不如一部通俗小说，使不少年轻学者望而却步，不愿从事典籍英译。其中既有社会客观的原因，也有译者主观的原因。我们典籍英译工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呼吁、争取改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从事典籍英译需要有坚实的汉语、英语语言基础，更需要坚实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从事典籍英译实践的学者也要从事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还要对所翻译的著作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翻译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