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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 在明清时期的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第一哲学”对话中，作者指出：“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从哪里来，我们必须去哪里。’”这是激发人们对“第一哲学”的兴趣的心理原因。”然而,人为什么要追问“我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又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人才能清醒地意识到有限人生与无限宇宙的矛盾。——面对这一矛盾,于是有了对死后生活之可能性的探讨,才从追问“我向何处去”回溯到“我从何处来”,又从对“我从何处来”的解释逻辑地引申出对“我向何处去”的回答。如果说“第一哲学”重在解决“我从何处来”的问题的话,那么,相对而言,“我向何处去”就主要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西哲学和宗教对人生的不朽何以可能、何处才是人的真正的家园、什么才是人生理想的归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基督教经院哲学从灵魂不灭论出发,告诉人们家在天上,教人做“天上人”;儒家哲学则告诉人们家就在现世,教人做“人上人”。由于这一分歧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这就使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格外具有震撼心灵的魅力,并对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人死后于人死而心而散灭 基督教为人生之不朽提供了神学依据,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创造的,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灭。与西方一样,中国古代也有灵魂不灭的观念,如《礼记·郊特牲》云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灵魂被称为“魂气”,这与希腊文、拉丁文、英文的“灵魂”一词的词源学意义相同,更与《圣经》的说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希腊文的“灵魂”一词ψυχη有气息、呼吸、生气、元气、生命等意义,在《荷马史诗》中指(人死后依然具有生前形状容貌的)亡灵、阴魂、幽灵、鬼魂,泛指与肉身(σωμα)相对的不朽的灵魂。拉丁文的“灵魂”一词anima有呼吸、生命、灵魂三义;animus一词有神志、心灵、气概三义。《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也就是说,上帝是用“气”来造就人的灵魂的,这与中国古人认为灵魂是气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观念是一致的。 但中西文化发展到后来,关于灵魂的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国,哲人们或认为人死后其气散尽无余,灵魂亦随之而散灭;或认为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身死而心不灭,恶者以罪败坏本心,身死而心亦灭。但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前一种观点,为宋儒司马光、朱熹等人所主张。在西方,哲人们的灵魂观念也疏离了其原初的词源学意义。希腊人尚且认为灵魂是气,“害怕灵魂从肉身中出来时会被大风刮走和吹散”,而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则认为,灵魂是神性的、单一的绝对实体,与任何自然的复合物不同,因而是永久的、不朽的(P80—81)。基督教经院哲学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灵魂不是气,而是不倚赖于任何物质而存在的纯粹的精神,这就不仅与中国古代经典的说法不同,也与基督教的原教旨不同了。传教士将这一观念带到中国,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信奉宋明理学的儒者们发生了争论。 1. 灵魂不灭—利玛窦论“人魂为神,不容泯灭” 利玛窦认为,关于“人魂为神,不容泯灭”的道理是“修道之基”,即基督教的人生哲学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天主实义》一书中,他对为什么说灵魂不灭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认为,要知道人魂为什么不灭,就必须明白具体事物之所以会灭亡的原因。由于具体事物都是由火、气、水、土所构成的,这四种元素之间总是包含着“相对相敌,自必相贼”的因素,“其间未免时相伐兢,但有一者偏胜,其物必致坏亡。故此,有四行之物,无有不泯灭者”。而灵魂则与这些会灭亡的具体事物不同,因为它不是由具体的物质元素所构成的,所以也就不会灭亡:“夫灵魂,则神也,于四行无关焉,孰从而悖灭之?”(P27)这一论述其实是复述了柏拉图《斐多篇》的观点。 为了证明灵魂不灭,利玛窦又提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人心之所以皆欲传播善名而忌遗恶声,就是因为灵魂不灭,能知道自己在世时所留下的声名善恶的缘故。有智慧的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为了求令闻广誉,显名于世。为什么有智慧的人会有这种追求呢?人死以后,骨肉化作了泥土,凭什么知道自己的名声?如果灵魂不在了,人又何必劳心追求美好的名声?由此可见,灵魂不灭。 第二,天主在芸芸万类中唯独赋予人以追求不朽的愿望,如果这一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天主就不会赋予人这一愿望。“上帝降生万品,有物有则,皆求遂其性所愿欲,而不外求其势之所难获。……故鸟兽之欲,不逾本世之事。”(P29)唯有人,即使听惯了灵魂与肉身俱灭的学说,也无不希求长生,愿灵魂不灭,如果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天主不是徒然赋予人这种愿望了吗?由此可见,灵魂是不灭的。 第三,天主赋予了人以现世不能满足的欲望,如果灵魂随肉体而灭,满足后世欲望的心愿也就不能实现:“天下万物,惟人心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