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离村的社会经济效应.docxVIP

农民离村的社会经济效应 农民的“离开村庄”是民国时期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如鲁西奇先生的《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王文昌先生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彭南生先生的《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以及本人的《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等1,都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对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尚无专文探究。本文的研究,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离村”就是农民暂时或永久地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离村”情况复杂,流亡、逃难、参军、求学、投亲访友、出嫁、作官等,均在此列,但在“流民的国度”里,“离村”人口中,流民居于绝对多数,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离村率”作为检视流民问题严重程度的一根标尺。农民的“离村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的合力驱动,但农村经济的衰退是至关重要的,对此,笔者在《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作过探讨2,这里拟梳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有关资料,概述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流民问题的现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流民“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3。流民问题的严重性,用“离村率”衡量,表现在农民离村人数的明显增加上。根据时人的抽样调查,可以计算出20年代中国农民的离村情况: 据上表所示,2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的离村率,从1.44%～8.72%不等,平均为4.61%。历史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列表如下: 显而易见,“离村率”较之2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份统计资料是综合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几千名分布在各地的报告员的上报材料得出的,虽然未将辽宁、吉林、黑龙江、蒙古、西康、西藏、新疆等地离村情况统计在内,但仍具有普遍意义。据此,22省全家离村的农家数为1 920 746家,按一家五口计算,则为9 603 730人,加上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如果一家仅一人离村)3 525 349人,便大大超过了1000万人,而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农民离村问题之严重,令人瞠目结舌。 对同一地区的“离村率”进行追踪调查,更能显示出流民问题严重性的“动态”。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4,其中定县最具有典型意义。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定县历年外流人口有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定县历年外流农民有增有减,有升有降,但总的趋势是逐年递增,从1931年起,即扶摇直上,增至1 368人,1932年再增至3 367人,1933年更增加到7 849人,而1934年第一季度农民离村人数竟一跃达到15 084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771%,为1924～1933年十年中离村人数(18 149人)的82%。这个统计令当时社会各界颇感震惊,这是因为,在全国1900多个县中,定县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生存环境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是“平教会”“复兴农村”的实验基地,每年有固定的投资(20万元左右),用于改良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定县作为全国的“模范实验县”,农民离村问题尚且如此严重,其他各县不待言可知,无怪乎有人惊叹,定县“农民离村的高度,一至于此!至于其他贫瘠的西北各省,几年来的天灾人祸,弄得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离村的现象,更是报不绝书,大有‘旭日初升,方兴未艾’的感慨!”5 二 农村经济衰退、工农过剩,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 农民“离村”现象是农村凋敝的产物,农民的大量“逃脱农村”,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至巨。在“离村”的农民年龄构成中,青壮年——农村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的中坚,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年龄构成如下: 上表大体反映出离村农民年龄构成的基本面貌。从表中不难发现,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6,流出去的差不多都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而留在农村的,“不过是老弱无生产力的人们”7。这表明,在流民大潮中,精壮劳动力是主流。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对农业生产影响至巨,“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8。这对于农村,“不仅减削生产力,而且因此失去优秀人才以为农村改进之基本”9。流民主要是农村经济衰退的产物,流民“逃脱农村”又加速农村经济的衰退,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中,因精壮劳动力流失造成农工缺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记载普遍存在于全国。如“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乡间之农作尤有缺少农工之叹。日前(一九二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