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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变迁研究 三家子村是黑龙江省扶余区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族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满语语言和文化的最重要地区之一。辛亥革命以后, 全国范围内满族文化呈现了明显的衰落迹象, 而三家子村所处地理位置偏远相对封闭, 使满族文化在此得以继续保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国内外学者对三家子地区调研考察, 真实记录了该村每个阶段的满文化状况。三家子满族文化变迁受到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深刻影响, 体现了民族文化对文化生态环境调适的完整过程。三家子地区的文化演进为满族文化变迁的缩影, 通过对其分析与研究, 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满族文化的变迁过程。 一、 家子地区—建村伊始至20世纪60年代初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 清政府为抵抗沙俄侵略, 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领宁古塔八旗水师驻防黑龙江地区。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 , 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 为防止沙俄的再次入侵, 八旗水师将长期驻扎在此地, 遂将其家属从宁古塔迁过来, 随军队分住在暖辉、墨尔根 (今嫩江县) 、齐齐哈尔三处边防重镇。清政府允许家属在所住重镇百里以内自由居住, 驻扎在齐齐哈尔的八旗家属计、孟、陶 (另说为计、孟、富) 三家选择了三家子地区。后来满族的关、赵姓等居民也陆续迁入此处定居。(1) 至20世纪60年代初, 三家子地区传统文化虽然有所弱化, 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较为完整保留下来。在民居方面, 新建民居依旧是传统样式:烟筒在房屋的侧面;用草作屋顶;屋内建有“万字炕”。在精神信仰方面, 三家子村民信仰满族传统宗教———萨满教, 作为萨满信仰具体表现的祭祀活动每年定期举行, 春天祭神, 冬天祭祖。“过去祭祖很热闹, 敲锣打鼓, 像欢迎仪式一样, 以前家里还有手鼓, 还请叉妈跳神。”满族萨满主要有两个职能, 一个为跳神祭祀, 另一个请神治病。在东北沦陷之后, 随着祭祀神灵活动的终止, 萨满跳神活动也不再举行, 但请神治病在相当长一段之间内仍在延续。另一方面, 满族传统习俗、礼仪在在三家子也有所保留。据村民吴贺云回忆:“满族规矩多, 满族媳妇难当, 每天早早起来烧火做饭, 一天给家里的老辈人装三次烟, 当时家里的老辈人有奶奶、婆婆、大娘、婶婆。要是忘了给装烟, 长辈就要用烧火棍打。”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 满语仍为三家子地区满族的交际用语:50岁以上的老人, 掌握满语很好, 而汉语水平较低, 有个别老人听不懂汉语;中年人通晓汉满两种语言, 家庭交际基本使用满语;20岁以下的少年汉语比满语好, 屯中还有几人尚可识读满文。 在其他地区的满族文化走向衰落时, 三家子满族文化在较长时期内能够保存相对完整, 主要依赖于其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1. 渔猎及民俗文化习俗 在清代, 三家子满族生活主要依靠政府, 披甲一年饷银二十四两, 除了每年二、八月份到齐齐哈尔进行军事检阅之外, 村里人几乎无须与外界接触。清政权被推翻以后, 八旗饷银被终止, 该地区满族主要生计方式转变为渔猎业。三家子地区紧邻嫩江, 鱼类资源丰富, 打鱼就成为当地满族主要的生产方式。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记录, 三家子村每户都有小型鱼罩等捕鱼工具。此外, 很多村民饲养猎狗, 经常上山打猎, 所产粮食、蔬菜多为自己家食用。此时三家子地区生产结构以渔猎为主, 农业为辅。 文化生态学认为, 特定环境与生产关系密切, 原初的生产技术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映射族群的风俗与文化。三家子地区渔猎的生计方式不仅对此地区文化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使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得以保存。据史徒华的观点, 渔猎的生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个体完成和集体协作, 当自然资源丰富, 狩猎大宗型猎物时, 族群就会选择集体狩猎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 三家子地区生产队经常组织6至8人, 去嫩江及其支流打鱼。这种集体渔猎的生计方式, 与明末时期氏族内部共同渔猎, 劳动成果统一分配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大致相同。渔猎生计方式奠定了满族生活习俗的根基, 渔猎文化是满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满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留有渔猎文化的深刻烙印。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之,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对文化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自建村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 三家子地区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环境,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社会不断动荡, 但地处偏远的三家子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文化生态环境在此期间内并未有明显的变化, 因而建立在渔猎生计方式的上满族传统文化能够相对完整保持。 2. 家子模式的传承 文化习得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依靠家族家庭内部代际传承、依靠学校式的公共社会教育和基于一定区域的社会传播与影响。家庭内部传承传统文化, 学校教育主要传递基础公共知识。虽然清代, 齐齐哈尔设有官学, 但三家子地区能接受官学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