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重商理财思想论略.docxVIP

桑弘羊重商理财思想论略 桑洪羊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财务管理家。他顺应了西汉时期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重,在封建国家的财经管理上,能够大胆地创新,勇于向传统的“农本工商末”思想展开斗争,坚持以“重商思想”作指导进行财经管理工作,为中国古代“重商”理财开创了光辉的范例。这里所说的“重商思想”,根本不同于近代的重商主义,是专指中国古代的一种经济思想。即古代的思想政治家对于农、工、商各业的发展,都比较重视,而不偏废某些行业的一些观点主张和政策措施。桑弘羊在主管汉代财经工作长达30余年中,始终坚持以“重商思想”进行理财,其“重商”观点明确、措施有力,所以理财成绩突出,为当时和后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因此,我们对于桑弘羊的“重商”理财思想进行一些探讨,还是非常必要的。桑弘羊的“重商”理财思想内容比较丰富,本文不可能全面论及,下面仅就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略加分析和说明。 桑弘羊在汉代参与朝政主管财经工作的过程中,为了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和扩大财源,以保证汉武帝文治武功伟业的实现,在如何进行财经管理工作上,他比较注意吸取了前人治国理财的经验教训,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强本农,”治国说,坚持了“重商”理财致富的新颖观点。 首先，他认为“强本农”并非治国之正道,而是亡国之说。因为,单纯的“强本农”治国,必“抑末”轻商,忽视商工业的重要作用,就可能造成“工不出则农用乖(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不出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这样,其“农商工师”之众民,不仅严重缺乏“养生送死之具”,而且会出现“食用”粮谷和“财用”宝货的非常不足。所以,由于“重本农”轻商工,其国家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虽“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以上均引自《盐铁论·本议》,下面凡引《盐铁论》一书者,均省略,仅注篇名)。因此,这样的国家,其民众生活就会相当贫困,其国家财用也不会富足,假若遇到外面强敌侵犯,则定会如同古代的“范氏”之国一样,由于“强本农”而民贫、国弱,失去防御能力,而最后却是“以强大亡”(《力耕》)。 其次,他说明以“重商”治国理财,则会造成“民用”充足和“国用”富饶。从古到今,虽然民众食用的粮谷要靠农人来生产,但种植粮谷的农用器具以及其它“民用”和“国用”等器具,需要“待工而成”和“待商而通”。因此,必须重视商工业的重要作用,以商业经营之术来进行治国理财。所以一方面可通过国内的商货交易,使农、商、工各业之间能够“通有无之用”和聚积“万货”,使“士民”和“农商工师”等民众在商货交易中就会“各得所欲”(《本议》)。这样,则会出现“本末并利”(《轻重》),而“以利本末”(《通有》)的发展;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对国外的交易来弥补本国的不足。在国外的商货交易中他强调应善于学习古人治国之术,以“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要“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来诱获别国的“羌胡之宝”,“而损敌国之用”。这样的对国外交易,就必然造成“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力耕》),而增补了本国“民用”的充足和“国用”的富饶。 再次,他指出“重商”理财是历代治国的正道。因为“古之立国家者”,大都是比较重视商工业的作用,而“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本议》,来进行治国理财的。他曾以太公和管仲为例说:“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由于其封国之初,地薄人少,就重视以商理财,“通利末之道”,发展“女红(工)之巧”,大力开展和邻国的相互贸易。结果,齐国“财畜货殖”丰盛,而“世为强国”。后来管仲相桓公,也因袭了齐国“先君”的重商理财的作法,而“行轻重之便”,使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并开山泽之利,结果民富国强,“南服强楚,而霸诸侯”(《轻重》)。再者,他为了强调治国重商理财的重要,还把商鞅相秦的农战政策,也误为重商理财举动说:“昔商君相秦”时,“内立法度,严刑罚,饰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使其“器械完饰,蓄积有余”,而最后“国富民强”。因此,他明确指出,今日所行“盐铁之利”、“收山泽之税”的重商理财,却是因袭了前人“有益于国,无害于人”(《非鞅》)的治国之正道,所以是无可非议的。 最后,他大力宣扬商业致富之术,主张“重商”理财致富,重视古代的商业都市发展和富商大贾的经营“追利”之术。他说:古代“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原因是什么呢?是“非有助于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则因“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通有》)。又说:古代“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万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因此,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学习商业经营致富之术,故提出了“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力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