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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侦查工作60年回顾 一、 侦查体制上的体制 “研究体系包括两个层次：国家研究体系和部门研究体系。国家侦查体制是依据国家宪法和基本法 (主要是刑事诉讼法) 关于侦查权和侦查职能分配的规定设立的国家各类、各级侦查机关。如我国公安机关、国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与职侦部门。这是侦查体制的宏观方面。部门侦查体制是指国家各侦查机关内部, 根据自己的法定侦查职能, 按照相关法律 (如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 和部门规章构建的纵横侦查组织体”。本文侦查体制的概念是指公安部门根据法定侦查职能, 按照人民警察法和部门规章构建的纵横侦查组织体系。 (一) 建立新型侦查体制,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侦查 刑事侦查在国家的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是国家同犯罪开展斗争的一把尖刀。刑事侦查机制运行效果如何, 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的力度, 关系到整个公安事业的成败。建立一个与社会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刑侦体制, 对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符合现代侦查的客观规律和长远需要。 新中国建国伊始, 国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负隅顽抗, 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公安部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把握全党工作大局的首要着眼点和基本要求, 坚决排除一切可能导致新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基础上, 公安机关转入同隐蔽的特务、间谍和各类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建立新中国刑事侦查工作体系成为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1952年2月, 公安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刑事侦查工作会议, 确定了刑侦工作和政保工作各自的地位, 明确了同刑事犯罪作斗争是当时全国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根本上促进了新中国独立的刑事侦查专业工作体系的建立。 建设新中国新型刑事侦查专业工作体系,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依据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犯罪现象, 公安机关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侦审分设”侦查体制。“基本工作方式是:整个侦查过程分为侦查、预审两个阶段, 由侦查和预审两个部门衔接进行。前一阶段的任务是收集、调取有关证据材料, 揭露、证实犯罪并查获犯罪嫌疑人。当收集到一定的证据, 对犯罪嫌疑人已经确定, 需要加以控制的, 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至此案件便转入下一个阶段, 移交预审部门进一步审理。其任务是核实证据并深挖余罪, 最后查清全部案情, 在法律手续完备的基础上, 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预审制度与“公检法”机关一起被砸烂。1979年公安部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了《预审工作规则》重新确立了预审制度, 此后预审与侦查分设的模式一直存在。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建立的“侦审分设”侦查体制是适合当时现实情况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人、财、物流动高度有序, 对违法犯罪的预防, 对犯罪信息的收集和犯罪分子的拘捕, 公安机关均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计划的渠道来实现。事实证明, “侦审分设”侦查体制在当时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是:政治较平稳、党的执政地位巩固, 全国人民空前团结。上世纪50年代在社会治安状况方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假冒伪劣、没有毒品走私, 刑事犯罪为数极少。当时的刑事犯罪案件“1950年为51.3万多起, 1954年为39.2万多起, 1956年只有18万起, 为全国人口数的万分之2.9, 破案率大多数年份在70%左右。1958年, 有4000多位遗失东西的人, 在上海市的公共汽车场、三轮车管理所和人民游乐场领回了失物。失物包括金壳手表、钢笔、成百上千元的储蓄存款单、扇子、雨伞和手帕等。这些失物都是售票员、三轮车工人、民警和一些市民在各种公共场所拾到的”。当时出现了国家安定、社会互诚互信、国民道德朴实、社会风气清净, “国无盗贼, 道不拾遗”, 具有新中国特色的崭新治安局面。“应当肯定, 在几十年的实践中, 这种‘侦审分设’的工作体制,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对侦查部门的内部监督和保证办案质量, 深入收集证据和打击犯罪, 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犯罪手段和方式的日益升级, 新修订的刑诉法的实施, “侦审分设”侦查体制已经逐渐表现出不适应性:“侦查与预审部门分立的体制, 人为地割断了侦查破案工作的连续性, 造成侦查与预审部门在工作衔接上的困难, 同时还容易造成重复劳动, 影响办案效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侦查办案时间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原来的侦防机制和侦审分立的体制已不能适应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进行相应的调整势在必然。”由此, 我国公安机关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角度出发, 在不断实践和完善我国当代刑事侦查体系的基础上, 形成一套新型的、较为完整的侦审一体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