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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悲剧 在苏联留下的文化纪念碑中，阿哈马托娃无疑是最著名的。她已成为整个20世纪苦难缪斯的象征。她在苦难的一生中, 张扬人的尊严、精神独立和个性自由。她的诗, 是人性的哀歌, 也是“伟大的俄罗斯的象征”1, 正如洛津斯基所言:“只要俄语存在, 阿赫玛托娃的诗就不会泯灭2。 安德尔阿赫玛托娃 当安娜选择诗人作为一生的事业时, 她其实还未真正意识到, 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许多年后, 她才理解当初父母为什么不赞成她选择“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2。但她还是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从不后悔。 这种非凡人所能承受的痛苦和厄运, 竟持续笼罩了她几乎整个一生。她仿佛生来命定是要承受世间所有的苦难和厄运的。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 (1889-1966) 一生经历了影响整个20世纪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1914、1917、1937、1941——任何人都懂得, 这些数目字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苦难深重的一代人, 而安娜则又是这一代人中受难最重者。终其一生, 厄运如影随形一般, 跟随着她。但她始终无怨无悔、守志不移。“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是我的幸运, 让我见识了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2。她一生长达20多年, 在莫斯科居无定所, 长期寄人篱下, 靠在朋友处辗转为生。她的亲生儿子列夫因父母之过, 一生中两次被捕, 多半生在劳改营度过。30年代末甚至被判过死刑。作为人母的安娜·阿赫玛托娃, 身心所遭受的苦难, 非言语所能尽述!她一生与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诗人, 她曾两次遭到官方和半官方批判, 长达数十年间不能发表作品, 被迫靠翻译和研究谋生。 然而, 无论有多少苦难加诸其生, 无论命运对她是多么严酷, 阿赫玛托娃始终不改其赤子之心、爱国之情。她爱她的祖国, 无论祖国对她多么严酷。在法西斯入侵苏联之际, 她和她的人民一起, 勇敢地走向电台, 向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在其他名人退避唯恐不及之时! 安娜是一个只懂得爱别人、爱邻人、具有宗教感情和信仰的人。她的诗, 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 都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人类的良心! 论单一小悲剧 1925年, 作为“同路人”作家的安娜·阿赫玛托娃, 被打入了另册。此后, 在长达15年中, 安娜的诗无从发表, 读书界再也听不到她的私语。 研究普希金, 在某种意义上, 是她的自主选择。因为普希金和她一样, 也是一个倍受诽谤的诗人。安娜认为, 普希金的时代, 是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 大批先进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遭到了种种非人的迫害。普希金的时代和普希金的命运, 与阿赫玛托娃何其相似:他们都是从皇村这座“诗人的摇篮”里出来的诗人;他们都同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都遭受到同时代人们的不理解、误解乃至诽谤和谴责;他们都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为人民歌唱自由和民主。凡此种种, 都是促使安娜选择普希金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但她研究普希金, 又是“被迫的”。拉普批评家别尔佐夫的一句话, 使安娜耿耿于怀、每每作痛。他竟然说安娜是“一位不是生得太晚, 就是不善于及时死掉的女人”!2其意虽在说明阿赫玛托娃不适于她的时代, 已经过时, 但用语实在是太伤人了。 安娜的普希金研究, 是俄国文学史和文艺学中崭新的一页, 可谓别开生面。 阿赫玛托娃主张, 必须像理解一个人那样理解普希金。普希金人生悲剧的根源, 在于他远远高于他的时代。普希金去决斗, 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阿赫玛托娃认为:作家在艺术中, 理应摆脱一切伪装2而直诉胸臆, 换句话说, 要窥见作家的心理, 没有什么比作品更可靠的指标了。她的批评杰作之一是《论“石客”》和论《别尔金小说集》的文章。这些文章以阐述普希金的心理创造力为主要内容。在论四部小悲剧的文章中, 安娜着重从“普希金对沙皇宫廷作了什么”而不是“沙皇对普希金做了什么”的角度, 研究了普希金写于“波罗金诺的秋天”的这四部作品, 并揭示其所蕴含的心理内容。她称赞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写得“多么复杂, 一层又一层”。她也认为普希金的作品写得简洁, 但她认为所谓简洁, 是指达到高度复杂后的简洁, 即在一块地里尽量更多地收获粮食。她之所以如此倾心研究普希金, 还因为她以此寄托了自己更深的感慨:在这两个相距百年的诗人身上, 相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在俄国作家中, 安娜最喜欢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她不太喜欢屠格涅夫, 因为他笔下的农民不太像农夫, 而像是穿着农夫衣服的绅士。她认为赫尔岑是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 只是个别地方有些片面和幼稚, 而他的片面和幼稚都是时代使然。最令她厌恶的是列·托尔斯泰, 尤其是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主题, 用安娜的说法, 不过是:一个女人如果背叛了自己的合法丈夫而与另一个男人苟合, 就必定会成为妓女, 就应当受到“天罚”。小说的题辞——“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