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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名相》中的北京形象 邱以东的小说是“晚代”作家的重要一员，以描写城市生活而闻名。学者陈晓明曾说:“就当代中国城市小说而言, 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276而同为“晚生代”代表作家的毕飞宇也说:“华栋是写城市的一个高手, 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城市文学作家”。46正如上述评价, 邱华栋的城市小说在为数众多、体裁各异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并因为“城市书写特点鲜明、成就突出, 并带动了更为年轻的作家的城市小说创作……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圣手。”书写当代城市生活本质, 剖析身处其间的人们的精神特征, 批判城市对人的异化, 塑造新的都市人物形象, 追寻当下生存的意义, 是邱华栋小说创作的内容和主题, 很多学者都给予了研究。但对作为邱华栋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北京——这一形象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却鲜有人涉及。作者以“异乡人”的叙事视角对描写对象——北京进行分析, 运用符号、隐喻等修辞方式分析了小说人物与北京这座城市的新型关系。 一 外乡人:城市的未来 细读邱华栋的小说, 可以发现“外乡人”的叙事视角在其小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使邱华栋对城市的观察、理解、体验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思索和追问显得别具一格。而这种特色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邱华栋, 祖籍河南西峡县, 1969年出生于新疆昌吉, 1992年从对其破格录取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 作为一个外省人开始在北京打拼生活。生活底层打拼的外省人身份和生活经历, 使得作者对北京及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闯入者”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和独特理解。这为他描写北京以及叙述在北京的外乡人生活提供了生活经验和心理体验。因此不难理解邱华栋笔下为何总是有那么多来自外省的青年人, 怀揣梦想来到北京打拼。四川来的黄红梅、郝建、李梅, 武汉来的杨哭、乔可, 东北来的杨灵……这样一群外乡人, 在北京寻找梦想和机会, 在都市的舞台上上演人生的悲欢离合。他们有过成功, 但最终难免失败的命运;他们有过欢愉, 但悲伤和哀戚总是如影随形。毫无疑问, “城市对邱华栋有着强烈的震撼力, 他以异乡人的身份, 不断面对城市, 追问、质疑、拥抱、逃离。……对于邱华栋来说, 城市永远是一个外在的场所, 一个他每时每刻都可以意识到的一个‘他者’和异在, 不断的追问和质疑, 使得邱华栋竭尽全力走进城市深处, 成为一个全力书写城市的人。”391-393 特殊的“外乡人”视角是邱华栋选取进入北京这一城市的主要方式, 而北京作为一座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 在这样的视角审视下会从以往的文学形象和意义中生发出怎样的变异和不同?作为中国的文化古都, 北京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时期有着各异的面貌。其中跨越现代和当代两个阶段的“京味”小说可称为书写北京的典范。老舍、老向 (王向前) 、萧乾;邓有梅、汪曾祺、韩少华、刘心武、陈建功等都对这座城市有着独特认识, 他们的创作也成为了20世纪中国重要的文学成果。同时北京也以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影响着这些生活其间的作家。“他们创造了‘艺术的北京’, 自身又或多或少是北京的创造物;在以其精神产品贡献于北京的同时, 他们本人也成为了这文化的一部分。”6“京味”小说中, 北京形象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饱含着地域文化特色的, 城市与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关系和谐美好。但当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北京, 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迅速发展成为与上海、广州并肩的国际化都市。而城市生活的主体, 市民阶层也在此时走上舞台中心, 它所形成的市民社会, 在城市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民间形态。“当社会转型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 市民社会为其提供了存在的基础”“都市小说的强劲崛起、其审美原则的形成便成为一种必然。”69邱华栋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因此他笔下的北京必然不同于前辈形象创造, 那是现代都市的北京, 是商业法则矗立于人群之中的北京, 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北京, 是异化人群普遍存在的北京。 二 城市的象征之物 邱华栋对北京的描绘是直接的、白描式的。 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 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 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 一一闪过眼帘, 汽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高速路, 随即, 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色三面体的多棱镜的京城最高的大厦京广中心, 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发展大厦、渔阳饭店、亮马河大厦、燕莎购物中心、京信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 你会疑心自己这一刻置身于美国底特律、休斯顿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 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 ——《手上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