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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文章之中兴考论 建安正初以来，晋诗开始编撰和繁荣。第一个是以“三张、二禄、两点、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第二个是以石头为核心的“24个贾庙朋友”诗人。后来，还有郭飞、刘坤等永革诗。钟强称之为“文章的中兴”。西晋诗文在选取题材的多样性、创作技巧的丰富性以及对文辞的锤炼上可以说传承并进而发展了建安文学,不仅传承了建安文学崇尚“风骨气象”的美学风尚,又开创以“韵”取胜的新的美学风尚,并进而呈现出文雅化、士族化的倾向。西晋诗风在总体上虽 “力柔于建安”,但是却以“清、韵”取胜美学风尚上超越建安风骨。 一、 西晋诗人乐府诗的拟古倾向 对于西晋的建立时间,有以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晋受魏之禅让为始的,也有以武帝太康元年,晋灭吴,统一全国为真正建立之始的。本文则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以泰始元年为西晋建立时间,而对于西晋诗坛的研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往往只关注太康诗坛,而对于太康之前,泰始这长达十六年的诗歌发展状况,则所提甚少,而作为从建安、正始诗坛向太康诗坛转变的过度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对于西晋整个诗歌发展史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并逐渐显现出了与建安、正始诗坛不同的诗歌风尚。 武帝泰始年间凡十六年,即公元265到280年,这是西晋诗歌发展的初期。在泰始诗坛上,活跃着诸如傅玄、张华、荀勖、冯沈、成公绥等松散的诗人群体,其中以张华、傅玄两人成就最高。他们大都依附于当时的权臣贾充门下,并进而发展为后来的“贾谧二十四友”。泰始时期的诗歌虽然仍受建安、正始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就其内质而言已大为衰落了,不仅建安诗人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已成古风,而且正始诗坛那种反抗权势、嫉世鄙俗的忧愤已不复存在了,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缺乏那种强烈的现实感和峻烈的气骨。西晋诗歌正是在这种力柔于前代的情况下趋向于采缛的。 在泰始初期的诗坛上,以傅玄影响最大,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傅玄应算做曹魏时期,他与嵇康、阮籍同时,其诗也大多作于魏末。但是,傅玄虽历仕魏晋两代,却为晋初重臣,又是泰始初期的文坛之主,对西晋诗坛影响很大,可以说是西晋诗坛形成之初的代表诗人。 建安时代,诗和乐府的界限还不很清楚,很多乐府也可以看作五言诗,但到了西晋,诗和乐府的界限已较为明晰,这时的文人乐府诗创作丰富,但与建安文人乐府诗有很大的不同,建安的文人乐府诗以乐府古题写当时的时世或为阐发个人的感怀,而西晋文人乐府诗则完全以乐府古题单纯的咏古事,并进一步引发了西晋诗坛的拟古之风。(P142)傅玄大量创作乐府诗,一方面与他精通音乐有关,但主要是因为他在艺术上无创新精神心中无必抒之情,无必作之诗,所以只好模仿汉乐府民歌之作,掇拾前人的题旨情事,敷叙成篇,以逞才性,而这种模仿进一步演变成为西晋诗坛流行的一种创作程式,即“缘情而绮靡”,而这个“情” 与现在的情不完全相同,是前人作品中的情事,或他人的情事,而非诗人自我的诗情,傅玄的乐府诗创作,突出表现了这种创作程式,如他的《艳歌行》、《秋胡行》、《青青河畔草》大多模仿汉乐府民歌,《善哉行》、《苦相篇》代人抒情,思想平庸,一味追求典雅丽则的语言,而对美缺乏自我的感受,内心无激情,后来许多诗人比如陆机、石崇等都有大量的拟古乐府之作。傅玄的诗作一方面具有拟古倾向,开启了西晋诗坛的一股拟古诗风,是西晋诗风的开创者,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建安诗歌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这正体现了其作为从建安、正始诗坛向太康诗坛转变时期代表诗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风貌。 而同处于魏晋之际,而在年岁上较傅玄晚一些时间,诗风处于傅玄与太康群英之间的张华,从西晋诗歌发展史上看,是由傅玄诗风向太康诗风发展的中间环节。张华与傅玄同为晋室重臣,而且自泰始年间乃至太康时期,一直处于文坛领袖的地位,对太康、元康诗坛影响更为深远。 张华博学又善于诗文,他像傅玄那样写下了诸如《轻薄篇》、《游猎篇》等模仿前人的乐府诗,但是他又与傅玄不同:一方面他的诗歌不再像傅玄那样保留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张华的诗没有悲郁苍凉的情怀,也没有尖锐激烈的指陈时弊,他的诗缺乏一种深沉的情感和高峻的气骨,《晋书》本传称其“辞藻温丽”(P1069),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价张华之诗:“五言流调,则清丽居中,茂先得其清,景阳振其丽。”(P42)其诗不像傅玄那样质直,而是颇事华辞。张华的整个诗风,钟嵘评其曰:“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尤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P89),也就是说,张华诗的特征正是力柔而采缛,其诗作,皆好用排比对偶、堆砌典故、雕琢辞藻,后人对此评价,褒贬不一。但正是这些表现“儿女情多”的作品代表了张华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其《情诗》五首艺术性较高,写情真实动人,语言也清新流丽,而其诗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低回婉转的情韵,则对潘岳的《悼亡诗》影响很大。 总之,在张华身上,建安诗风的影子日益淡远,而太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