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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新语》校释 在儒家思想的关系以及君主权力的思想变化方面，可分为先秦原始儒学和秦朝后期儒学。第一种不是为君主权力形成紧密关系，而第二种主要是历代王朝支持和认可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对秦后儒学具有创始之功的有一代表人物,此即秦后第一儒——陆贾。现有的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著述对陆贾的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大多论述得比较简略,而王利器先生的《新语校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之阐发较详。本文拟步王先生之后尘,对陆贾的思想和历史作用再加论列。 一、 陆贾在汉初的“逆取”与“新语”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这一转折中,因秦始皇采纳韩非、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焚书坑儒,使儒学面临灭顶之灾。秦传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代之而兴,这一“马上公”也极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在新王朝初兴之际,儒学面临重蹈秦时厄运的境况。在关系到儒学的兴衰、新王朝能否“逆取”而“顺守”的关键历史时期,陆贾率先劝说刘邦,使当权者转变了对儒学的态度。 史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迺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迺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今成败之国。’陆生迺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同上)从这段记载可知,在陆贾劝说刘邦之前,刘邦对儒学仍持谩骂、蛮横的态度,他沾沾自喜于在马上征伐而得天下,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刘邦在初得政权以后作的《大风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也表明刘邦对“逆取”而“顺守”尚无认识,他认为守天下仍主要靠兵威、猛士。陆贾针对刘邦得天下又要守天下的心理,动之以利害,指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并且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晓之以“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不可专任“刑法”而需“行仁义,法先圣”的道理。刘邦听陆贾之言,虽心中不快但面有惭色(这正是心灵受到强烈震动的表现),让陆贾进一步陈述天下得失成败的原因,于是有陆贾的《新语》之作。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新语》受到汉初君臣的欢迎,这绝非偶然。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找到足以使这一制度“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尚没有完成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汉初君臣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历史已经昭示了秦王朝的缺陷,已经提出了实现君主权力与儒学的统一的任务,陆贾在当时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代言人,而汉初君臣采纳陆贾的见解也只是执行了历史的使命而已。 《汉书·高帝纪下》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这里分别列举了汉初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完成的几项重大建设。“陆贾造《新语》”虽列在最后,但这正具有最重要而最后完成的意味。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是具体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这些在当时带有“汉袭秦制”的色彩(萧何曾为秦沛县吏,张苍曾为秦御史,叔孙通亦曾为秦博士);而《新语》则是指导具体政治制度建设的普遍政治原则,它标志着秦汉间政治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换,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与中央集权的君主权力相结合的开始。 史载汉高祖刘邦在途经山东曲阜时,“以太牢祠孔子”(见《史记·孔子世家》、《汉书·高帝纪》)。这与他以前对儒学的谩骂、蛮横态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转变了对儒学的态度,从而使儒学走出了秦时的厄运,在汉初得以复兴,得以实现“素王”思想与君主权力的结合。毫无疑问,这与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时时前说称《诗》、《书》”,作《新语》得到刘邦及其左右的欢迎,有重要的、直接的关系。 近人唐晏曾指出:“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陆子新语校注》序)由陆贾促成的汉初君臣对儒学态度的转变,无疑为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东汉王充在谈到陆贾对董仲舒的影响时也曾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论衡·案书》)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儒学的尊崇,一可上溯至董仲舒,再可溯源于陆贾。陆贾为儒学之官学地位的确立而建的定鼎之功可谓大矣!唐晏因谓:陆贾“前乎董公,人知重董,而不知重陆,慎矣!”(《陆子新语校注》序) 陆贾在促成儒学与君主权力的结合时,坚持“以道事君”、“直道而行”的立场,也为后世正直的儒者树立了典范。在《新语·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