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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文化背景 近代新儒学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儒学。其代表人物, 在20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 三四十年代有冯友兰、贺麟, 50年代后有唐君毅、牟宗三。他们复兴儒学的志向远大, 重构儒学的体系宏大, 但其努力成效甚微。到了80年代, 出现转机, 快速发展。新儒学的第三代传人, 如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积极活动于亚洲与欧美、大陆与台港之间, 四处讲演讨论、著文立说, 对现实的挑战, 一一作出回应, 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 使之成为20世纪的一大思潮。现代新儒学实质上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忧患意识”是它的理论出发点, “返本开新”是其建构文化理论体系的方式和手段, 再度光扬儒学是其追求的目标, “儒家的主位主义”、“道德的中心主义”、“内在生命意义”, 等等, 是这一文化思潮的总特征。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的。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反动。“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洋务运动和改良主义的失败迫使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以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使人认识到单纯的技术引入和政制革新不足以拯救中国, 如果不对作为根本的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算和真正的改造, 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体就无法在中国真正立足, 中国就会永远落后于西方, 甚至连生存也无法保证。在这种条件下, 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他们一方面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理, “打倒孔家店”, 一方面呼唤现代西方文明, 即科学与民主。应该说, 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在“五四”初期并无明显的分际, 都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文化保守主义以固守中国文化传统、拒斥西方文化为宗旨。其成分比较复杂, 初期有国粹派、学衡派等, 后来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逐渐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和中坚。在当时, 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和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成为现代中国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有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有人认为,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是由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运动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 号召“打倒孔家店”, 主张“全盘西化”, 从而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被打断, 新儒学应运而兴, 是为了拯救中国文化传统, 保存民族的精神血脉。这种观点在近年越来越盛行, 为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然而究其实际, 就会觉其颇多偏失。应该说, 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产生于同样的社会环境, 其创设的根本目的也是一样的。鸦片战争以来, 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中西文化的直接对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刻的认识和认真的反思, 寻求救国之路。不论是西化论者还是保守论者, 其根本目的都是救亡图存, 振兴民族, 但在救国的途径和思路方面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和严重的对立。 西化论者认为, 严酷的现实已经充分表明中国文化确有深刻缺陷, 如果继续讳疾忌医, 不痛下针砭, 就会真的病入膏肓, 不可救药。故他们一方面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弊端, 一方面要求对西方文化全面学习, 反对中体西用式的蜻蜓点水,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先进的西方文化引入中国, 从而建设新文化, 使中国文化重获生机, 西化论者采取的是正视现实的冷静态度, 尽管个别言论确有过激之处, 但总的来说是怀着治病救人的热情来对待民族文化的。他们认为应当虚心学习和全面吸收西方文化, 将优秀的现代西方文化植入经过改造的传统文化土壤中去, 从而生长出新文化之花果。 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技和政治方面不如西方, 一方面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本能地生起自卫自固之心, 以中国文化优越论对抗西方技术之优胜。西方文化的挑战更刺激起了其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意识, 使其企图以所谓的伦理文化优胜维护已经失衡的心态, 以此表示我们并不劣于西方。在他们看来, 西方有民主科学, 我们有伦理道德, 汝有外王, 我有内圣, 汝有利器, 我有大道, 足以与之相抗衡。更何况道胜于器, 内圣优于外王, 精神高于物质。说来说去, 西学不足道, 毕竟儒学高, 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东方文化的, 我们要肩负起拯救西方的责任。于是新儒家的圣贤们在玄妙飘忽的道德境界中完成了自我的拯救和内在的超越, 登泰山而小天下, 颇有“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之感了。 西方文化的刺激使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意识较之先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使之选择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