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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庄子的治国思想比较 1. “无为”与“其他为” “世界上有不朽的人，音乐和习俗就有自黄帝诞生的。世界上没有祝福的人，音乐和习俗就有自己的起源。”他提出了仁政德治的方略。子曰:“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孔子认为, 用法制禁令及刑罚来引导和约束人民, 人民可以不犯罪, 但没有羞耻之心, 而用道德教化及礼制来引导约束人民, 使人民懂得羞耻, 其行为自然端正。故孔子治国思想, 仁爱精神融铸其中。在“郁郁乎文哉”的社会里, 推行德政, 自然会在君主与臣民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精神纽带, 从而使政治具有道德感召力。“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的德政思想里, 君主应该具有很高的道德文化修养, 才可能治理国家, 其中包含了治国以修身为本的思想。 在治国问题上, 孔子既讲“有为”亦讲“无为”。在讲德治仁政思想的同时, 孔子明言“无为而治”的思想。孔子认为, 尧舜时代天下大治, 其方何在, “无为而治”也。所以, 他把“无为而治”看作是理想的治国方案, 并认为只有尧舜时代才能做到, 而当今之世, 应该以之为治国理想, 在“有为”中实现“无为”。“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 尧舜是孔子崇拜的圣王, “无为而治”自然也是孔子向往的理想之治。孔子的“无为”并非不为, 而是在“有为”基础之上达到一种“无为”境界。 在治国态度上, 孔子既有“治国去之, 乱国救之”兼济天下的情怀, 亦有“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显, 无道则隐”的退守准备。孔子具有出仕与退隐两种品格, 从这个意义上讲, 治国反映出的仍是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问题。对于孔子, 一致看法认为他重入世, 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 但我以为同时也要看到孔子思想的另一面, 即他具有一定的出世情结, 这一点也是与庄子思想相通之处。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认为颜回与自己皆有“用行舍藏”的精神。《庄子·让王》篇也有颜回“不愿仕”的记述, 孔子称道颜回之叹, 既有得觅知音的欣慰, 亦有无奈退隐的凄凉, 明示“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的想法。“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子领悟了“命”之于人的匡范:“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他把“命”看作是外在的、人力无法左右、无法抗拒的存在, 认为“道”之将行将废, 人是无奈何的, 其本在“命”。孔子常以遽伯玉为人生参照, 赞叹曰:“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 则仕;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可见, 孔子治国思想“有为”与“无为”兼而有之, 其治国态度则表现为“出仕”与“退隐”兼而有之的双重人格。 庄子以腾猿为喻, 巧妙地表达了自己与孔子的相同境遇和同归的选择。庄子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 可谓“处昏上乱相之间”, “士有道德不能行”。庄子之才华不能施展于世, 非其不愿也, 是不能也。他认为, “邦有道”之时, 就如跳跃的猿猴爬在橡、梓、章等大树上的时候, 攀缘着树枝, 在那里自得其乐, 即使善射的羿和蓬蒙也无可奈何。“邦无道”, 就如猿猴落在柘、棘、枳、枸等多刺的树木中, 小心谨慎, 内心战栗不已。处于不利情势之下, 不能够施展才能。庄子对自己所处之乱世有清醒认识, 他的选择不是避世而是一种冷静生存智慧的流露。庄子在外王之道无法伸展时, 既有审时度势的权衡智慧, 又有任天安命的看破倾向。两次提到“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庄子把自己的处境及理想无法行世的困惑归之于“命”, 这一点与孔子有相通之处。 庄子基本肯定孔子的救世情怀, 并在其仁政德治基础上, 提出“至仁无亲”的原则。“至仁”就在于“利泽施于万世, 天下莫知也”。庄子认为, 利益恩泽施于万世, 但却无人知道恩泽之所自出, 就是天下皆忘我的至仁境界。“至仁无亲”的思想超越了孔子, 又与孔子的仁爱精神之实质息息相通, 包含“无为而治”的思想。庄子认为, 治国在于“无为”, “无为”则“天下治”, “游心於淡, 合气於漠,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 而天下治矣”。同时, 亦推举“明王之治”。 孔子与庄子的治国理想是“有为”与“无为”的完满结合, 孔子治国理念中贯通“仁”的根本精神, 而庄子“至仁”精神是更广博的仁爱思想。二者都追求“有为”之后的“无为”境界, 无为而无不为也。治国态度上, 孔子表现出积极的救世情怀和“不进则止”的生存智慧, 庄子亦是救世与超脱并存。二者都处无道之世, 政治抱负无法伸展, 文化理想不被世人理解和接受的情境下, 二者的选择中渗透着对“命”的觉解。关于“命”不能只作消极的诠释, 其来自于对生命的反思, 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了悟“命”, 可以给人生进路客观的判断与选择, 安命可以拓展开阔的、自适的心灵家园, 在相对无为的境遇中自由舒展, 给人生以退为进的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