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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教育与人文主义 人类问题不仅是人文理论的焦点，也是所有教育的总出发点。任何文化中的教育价值取向,都不可避免地要以该文化中反映着的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倾向、有关对人自身及其人的生命意义的认识为其基础。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中西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侧面之一,是理解中西教育观的不同点的契口。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既要依靠教育的唤醒,使其从人类的主观精神中吸取其思想源泉,使主观转化为客观;又要依靠教育的传递与引导使客观转化为主观,即用人文主义的精神影响人的主观精神,以达到涵养人性的目的。教育在实现这一转换的过程中,一般围绕着如下问题进行:教育应涵养什么样的人性?以什么样的文化素养涵养人性?如何才能使人文主义肯定了的人的价值、禀赋与潜能得以实现?中西人文主义对教育观的影响也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取向的教育,首先把人置于中心地位,重点是人的养成。中国是一种“学做人”教育,西方也把立足点“放在一个‘做人’(manhood)的观点上”。这一点是中西人文主义对教育观产生的最积极的影响,也是对现代教育最具有恒久常新的价值之一。然而,中西人文主义的差异,必然直接影响到中西对所培养的人的不同取向。中国主要谋求德的完善和道德主体的挺立,西方主要培养求真的精神,是理性潜力的发挥和心智运用的自由。 一、 人的理性发展与自由民的教育 中国传统以内在于人的“仁心善性”去谋求道德主体的完善,这种对人的自我肯定,对于实现自身中潜在的养德信念,是中国教育上学做人的根本依据。 所谓“学做人”,就是学做君子圣人,要求通过道德主体的完善使人能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达到践仁成圣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要求培养士或君子、荀子推崇“大儒”、王充宏扬“鸿儒”,朱熹期望“醇儒”、颜元力举“真儒”,虽然含义不尽相同,但都主张为学者践仁尽性、把“明人伦”当作教育的最高目的。所谓人伦,撇开其三纲五常之桎梏,还其恒常的内在意义,就是做人之道、为人之理。其做人的根基,就是孔子提出的“仁”,“仁”为道德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孔子对士或君子提出的诸种要求,孟子依其四端之说对做人道理旦充,以及以儒家为主流的各种成人之道,都基本上依据“仁”而阐发。 孔子认为士或君子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乐道安仁,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目的,又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君子一切言行都应合于“仁”,“仁”是一切德性之所出。“仁”包含着恭、宽、信、惠、敏、忠、敬诸德,还包括着智。孔子认为仁以润智,智可以利仁,所谓“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显然是以仁为主,以智为辅。这种智,不同于西方以自然为探求对象,注重逻辑知识的智,而是属于道德判断方面的智,辅助支持道德生命发展的智。 孟子依“仁义内在”的理路,把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做人道理,概括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从这四个方面去理解人的道德心。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这四种善端是人性而内在赋有的,其中包括情感品质、认知品质等丰富的潜力。这就为人性的充分自我发展,臻于完善提供了坚实的信念:教育就是要存养扩充人的四种善端,恢复人的本来善性,求其放心而已。因此,如何学做人也就成了修已的内圣工夫问题。 西方“外求于智”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决定了教育崇尚求真精神的培养,其基点放在帮助人发展理性潜力上,从而确立人的价值与尊严。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开始,教育就追求一种培养文雅的“自由民”的理想,其涵义在于,个人的心智能力,经由教育的熏陶而解放出来,并得以自由地运用与表现。西方传统上要培养的人具有三方面特征:首先,是心智的自由,因而崇尚自由与崇尚理性缺一不可。其次,人的养成不应该囿于机械的或专门的窄化的训练,而应该接受广博的人文成就之熏陶。正如一位哲人所言,教育是为心灵将来从事高明的沉思活动而设,而不是为琐事而烦劳的心灵活动服务。因而,培养自由民的教育是具有浓重的贵族气息的休闲教育。最后,教育培养的人必须是个性和谐发展的。因为理性的发展是为了心智的自由、个性的陶冶,而不是让心智被知识所奴役。那么,就应该有广博的德、智、体、美的教育促使人的个性和谐发展。很显然,后两个特征都是从第一个特征衍生出来的,第一个特征最敏感地体现了西方注重人的理性挺立的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要培养文雅的“自由民”,并非指人的各种需求欲望的自由放任,而是说教育应该培养人的理性能力,使人的内在心智能力获得自由。西方以理性的挺立作为人性至尊之依归,藉理性对抗神性,使人性回归自然成万物中之独尊;秉理性求真理,赢得学术的繁荣、科学的进步,使人在理性潜力的发挥中获得自信和价值。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推崇理性的思想泰斗。他在哲学上奠定了由感觉经验发展到思维理性的理论基础;他在心智学习上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