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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基本理论主张的文化多元化 新儒学是中国现代的重要文化思想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经历了80年的艰难过程。与其他文化思潮一样，它也有一个从小学到成长、从形成到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代新儒学的故乡本在大陆,由于社会的变迁,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转移海外,主要活跃在香港、台湾,又扩散到美国。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推动起来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热潮,现代新儒学思潮又迅速地回归大陆,现代新儒家的著作、理论、思想很快在大陆传播。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例如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通过讲演、座谈、对话、发表文章和著作,和大陆的知识界主要是文化学者取得了沟通,引起了大陆知识界主要是文化学者的重视,不少学者把“现代新儒学”列为研究的课题。应该肯定的是,以方克立、李锦全为主持人的“现代新儒家课题组”在推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起了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我个人与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也有过多次接触、交流和对话,获益匪浅。他们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精神,维护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沟通中西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他们积极关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积极关注中华民族的国运,积极关注中国人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在20世纪80～90年代使现代新儒学发展到黄金时代,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思潮。这是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潮发展的高峰。但潮涌总有来潮退潮,总有潮起潮落。随着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潮高峰的到来,它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去透视他们的理论与主张,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在思想交锋中,无论从逻辑上和事实上,从理论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都要作出回应和解释,同时也要作出历史性反思。这就使现代新儒学理论出现了困境和自我消解的契机。自我消解的重要表现,就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其基本理论主张——儒学主流论、道统论、新内圣外王之道、良知自我坎陷说、儒学复兴论——的动摇或在重新解释中偏离了原来的思路和理据。既然如此,那么现代新儒家就在理论层面上自我消解,在生活和社会实践层面上走向分化,趋于多元。事实证明,这股文化思潮的高峰已经过去,现在值得认真反思与探索。这是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潮发展之历史必然,是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与创新之历史过程。这便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 现代新儒学的主流论 儒学主流说、儒家道统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支柱。现代新儒家中有重要建树的哲学家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新版序言中明确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为主流所决定的一个文化方向、文化形态,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这里提到的中国文化,并不是指以往随着各时代所表现的那些文化现象、文化业绩的一个总集、总和。以往过去的各时代、各阶段的文化业绩,如各时代的风气、风俗和习惯所表现的种种现象,事实上已经一逝不可复返了。我们不能够只是怀念过去,抱着‘如数家珍’的心理。……中国文化,乃是以儒家作主流所决定的那个文化生命的方向以及文化生命的形态。所以,我们讲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也即是在讲这个文化生命的方向与形态的现代意义、现代使命。”1958年元旦,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签名发表的《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概述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主张,可视为他们的纲领性文献。其中第四章从儒学主流论的视角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儒家道统。谓:“我们此处所指的中国文化性质,乃指‘一本性’。此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乃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传。此后秦继周,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这里所谓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就是指本于儒家的道统。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提示的:“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现代新儒学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蔡仁厚在《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一文中详细论证了儒家主流说和道统论。他说:“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我曾经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道家(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它不能担纲,相对于作为中国文化之主流的儒家而言,它是居于副从旁枝的地位,所以儒与道是主从的关系,佛教从印度来,它在中国是客位。” 以上论述说明,儒学主流论、儒家道统论是现代新儒学所坚持的基本理论方向。但是,这个理论与中国文化结构的多元性质存在思想差距,所以一直受到不同意见的诘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代新儒家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放弃“儒家主流说”的立场而趋于多元化的走向。众所周知,台湾现代新儒家的重镇——鹅湖系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