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与道的关系.docx

论德与道的关系 周毅经历了两次长期的文化变化。其中之一是吴王进攻商人引起的周文化繁荣。第二是周文化内部的革命，从西汉末年到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这两次变革在思想上的体现就是周人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和再认识, “德”和“道”分别是这两次思想变革中所提出的新观念。从这两个观念的产生与变化中, 可以看出周人是如何在国运盛衰之中改造对天命的认识。 一、 德政操守周公 王国维说:“殷周间之大变革, 自其表言之, 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 自其里言之, 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新, 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453殷周文化上的深刻变化, 从周初统治者对“天”的认识上可见一斑。 殷商的统治者用一种近乎迷信的信仰方式来盲目崇拜于“天”, 即使处在危难之际, 商纣仍自诩“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一时期, 或有祖伊这样有政治远见的贤人, 但并不能扭转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而周人则从殷人的败亡中深刻反思, 从“天命靡常”和“我不敢知曰”的语气中, 可以感受到周人对天命的迷惑和不可把握, 但是面对人口众多且迷信“天”的殷商遗民, 宣扬天命以稳定、震慑人心首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郭沫若先生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 他提出:“周人之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 他们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己尽管知道那是不可信的东西, 但拿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民族, 却是很大的一个方便。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表记》上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 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15郭先生还认为:“这一套思想在主观方面强调着人力, 以天的存在为可疑, 然而在客观上却又要利用它来做统治的工具。以天道为愚民政策, 以德政为操持这个政策的机柄, 这的确是周人所创立的新思想。发明了这个思想的周人, 在《周书》中表现得很明白的, 那便是周公。”16的确, 殷商民众素来信仰“天”, 新的统治者也需要以“天”作为统治的思想工具。至于周公是否以信仰天作为愚民政策, 笔者以为, 作为商文化笼盖下的小邦, 周人不可能不受商代神灵信仰观念的影响, 他们也没有怀疑天上神灵的真实与灵验。周公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不仅在治国中重视宣扬天命以安定人心, 而且他本人也是把天作为一种信仰的, 这一点可在《尚书·金》篇中得到证实。这篇文章记述了周公把请求先王让自己替代周武王死的祝册放在“金之匮”一事, 其思想内容和文句语汇, 大体上与西周初年的情况相符合。当时的统治者, 吉凶祸福都要向上天和祖先祈祷、禳祓, 因此, 可以肯定周代的统治者是信仰天命的。周公在给周人的诰辞中, 以天命作为代商的理由占了很大分量, 比如: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360 兹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378 周公屡言周的统治源于天, 他若不信天命, 大可不必对自己人讲这样的话。可以说, 周初立国之时, 实际上是继承了商人这样一种信仰的。周公作诰, 无论是面对殷商遗民还是周人自己, “天”与“天命”都是诰辞中解释一切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晁福林师提出:“在殷代社会政治结构中, 神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殷代神权基本上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 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 以帝为代表的天神。三者各自独立, 互不统属, 却都或多或少地各自干预着人世间的风雨祸福。帝只是殷代诸神之一, 而不是诸神之长。居于殷代神权崇拜显赫地位的是殷人的祖先神。”164与殷商时代不同的是, 祖先神灵在上天的位置被重新予以安排。“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823周人认为先王神灵之所以受到隆重的祭奠, 是因为他们有“德”, 能够恭顺勤恳地履行上天的意志。不仅是周人有德的先王获此殊荣, 那些“有功烈于民”的尧舜、黄帝、商汤等不同族众的先烈, 都被周人供在祭典的位置上。他们和文王、武王一样执行天意, 一起被视为尊贵的神灵而得到崇奉。更重要的是, 周人对天的信仰不是盲目的, 迷信的, 而是注入了比较理性的思考。从殷之代夏、周之克商的历史兴亡中, 周人感悟到以往那些至高无上的神灵, 对人间的庇佑并不是无条件的。他们开始积极地由人自身去认识天命, 不仅念及从天和祖先那里获得什么恩赐, 更要考虑怎样维持这种赐予。为此, 周公便反复强调一个“德”字。白寿彝先生将“德”的含义归结为“明是非”、“别善恶”和“观成败”323。晁福林师认为, 殷代之“德”释为“得”, 而进入道德范畴的“德”是从西周初年开始的, 其含义大略有五种: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总之, 周代的“德”都是强调勉力于人事, 注重“敬德保民”, 一方面特别恭敬天命, 另一方面努力让民众有所得。 周初的统治者认为, 天只保佑有德之人, 天命也是属于有德者。这是从夏、殷的失败中所得出的教训, 是从迷信天命到关注人事的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尚书·昭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