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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的选择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在社区建设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挑战。这不但体现在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诸如养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而且面临着公共服务不断增加和复杂化的挑战。政府、社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应对社会问题不断增加的危险。因此,公共服务领域需要在政府、社区之外,寻找新的力量。其途径之一便是发展和吸纳各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以应对日趋增多的社会问题。 一、 公共服务社会化 所谓公共服务,主要是指由法律授权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工商企业,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履行的职能。其中,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主导者。公共服务社会化旨在减少政府干预,大力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补充政府独家公共服务的不足,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绩效水平。公共服务社会化,从总体上说,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 (一)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整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深入发展,引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化。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随着政社分开,国家权力适当退出社会,基层社会的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使得在市场之外,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被重新调整和确认,构建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大服务”的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格局及政府体系,成为发展之势。这是公共服务社会化形成的基本前提。 (二) 政府职能的转变促使公共服务社会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明确提出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理念和任务。一方面,政府职能在实践中进一步转变,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分离后,社区的概念也随之从政府中剥离。政府通过权力下移,把大量的管理职能从市、区级政府下放给社区,这样,原属于社会的权力最终归位于社会,回落到了社区。政府职能转变使得公共服务社会化成为必然,大量的公共服务沉淀在社区,政府不再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唯一管理者。社区公共服务既是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互动由此形成。 (三) 社区功能不断扩大,大量社区矛盾和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转向社区制。原来由单位提供个人衣食住行等所有资源,包办个人生老病死的福利模式不复存在。单位转移出来的各种服务,如教育、医疗、后勤保障等,转移到社区层面,迫切要求由社区中的各种组织来承接,城市管理中的社区功能不断扩大。同时,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社区,其中既有“两新”企业的白领,也有餐饮行业的服务员,还有参加各类工地建设的工人,他们给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带来了压力;许多社会组织及群文团队活跃在社区,社会组织内的从业人员思想活跃、流动频繁、需求多样。这些都在客观上强化了对社区服务功能的多样化的要求,社区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四) 社会事业拓展与社会组织合作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时期,社会的利益结构开始变化,利益需求分化和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垄断公共服务、提供单一化、低质量的服务状况迫切需要改变。政府传统的公共服务过于重视维护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推动和组织经济生产,而忽略了民众的需求。社会转型要求公共服务更加关注民生,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自由生产生活等,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利益。公共服务社会化是改革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重要路径。 社会转型为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契机。同时,社区的发展及社会组织的发育,也为承接政府职能的剥离做好了准备。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成为公共服务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南京市鼓楼区在养老服务社会化方面,对此合作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下文笔者将以南京市鼓楼区养老服务社会化模式为例,探索研究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三方合作的实践模式。 二、 城市老年人口问题 城市老龄化的巨大压力,考验着政府规划“城市养老”的能力。在被称为“首善之区”的南京市鼓楼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达到人口老龄化指标,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93908人,占人口总数比率约为1 6.07%。早在2003年,鼓楼区就从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网”着手,开始了构建“中国式城市养老模式”的有益探索。2005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称这一举措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新模式”。随之,鼓楼区民政局、老龄办立足居家养老的“鼓楼模式”,立足“城市养老”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