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大学课程改革.docxVIP

多元文化与大学课程改革 “所有将课程转变为政党目的的想法都扭曲了大学的概念和精神。将课程转变成社会改革的工具, 无论是左的, 右的, 中间的, 或任何其他派别和主义的, 都是高等教育的敌人。” —约翰·萨勒 (1991) 课程设置争论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并不罕见。只要符合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观念和理念, 围绕课程设置进行争论这在美国大学校园是正常, 也是健康的现象。然而, 发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课程大争论却有些特别:这场世纪末的课程设置大争论的结果是推行了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课程设置标准的课程改革。然而出台的新课程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即通过让学生接触不同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优秀文化成果和文化遗产帮助学生开阔视野, 学会欣赏其他文化, 从而跳出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狭隘圈子。充斥新课程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否定和“解构”, 入选的其他文化群体的作品并不是其文化经典, 却是一些旨在批判和全面解构西方传统文化的作品。面对这样激进的、有悖于自由教育理念的课程横扫美国大学课堂的现实, 传统派人士, 如阿兰·布洛姆, 迪奈希·德苏萨, 罗杰·基蒙鲍, 小亚瑟·施莱辛格等, 纷纷著书立说来揭露新课程的真实面貌。这些传统派人士对美国大学课程改革的记录和报道常被误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对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学术/文化革命” (迪奈希·德苏萨语) 的揭露和批判, 人们逐渐发现传统派人士并不是危言耸听, 正如罗杰·基蒙鲍在《终身激进派:政治如何败坏了我们的高等教育》 (1998) 的新版序言中说到他不是夸大了, 而是低估了美国大学校园的状况。 一、 其他传统课程 这场美国大学校园范围的课程起源于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事件。在1988年春天的某一天五百多的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喊着“嗨, 嗨, 西方文化得走开了!”, 借此要求校方对大学课程进行修改。斯坦福的示威游行很快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课程设置的争论。作为学生游行的结果, 校方最终决定将斯坦福大学多年来实施且引以自豪的“伟大/经典书目” (Great Books) 的课程演变成为一套新的名为“文化, 思想和价值” (简称CIV) 的必修课程。这套称为CIV的新课程将不仅包括西方的视角, 非洲的, 日本, 印度的和中东的视角也被纳入其中。跟从斯坦福大学的脚踪, 反对美国大学传统课程设置的课程改革迅速在全国各大学校园蔓延开来。 学者们对新修改的大学课程的性质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持保守观念的学者极力谴责课程改革的危险的性质。相反的, 持激进态度的学者竭力袒护新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他们声称那些处于弱势的被压制的群体的声音应该在大学课本中得到反映。这样的声称在外人可能听起来合理且人道。但实情却并非如此。我们再拿斯坦福大学作为例子。美国公众不会被告知所谓的CIV系列的新课程会传授下面的内容:“《创世记》满了性别歧视, 而圣保罗则被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说成是一个同性恋者。莎士比亚依然是被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但是《暴风雨》却从一个奴隶的视角来研究, 而且并用来作为研究西方帝国主义的范本。…学生们将要被告知二战不是性别主义而是种族主义的, 也就是在炸弹被投下之前, 它是男权中心主义的。” 这样的教学内容出现在名称花样繁多的课程名称中, 如“文学与人类的苦难”, “托尔斯泰, 哈代, 梅尔维尔, 道格拉斯, 索尔仁尼琴, 以及论述奴隶制及大屠杀的作家们”,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再现”, (这门课程被描述成是对家庭关系和性问题的处理的探究以及对乱伦是一个叙述的比喻的研究。) 《爱丽丝漫游记》和《最蓝的眼睛》作为一门课程“英美文学中生孩子与童年的政治”的研究文本。即使先前的一些传统课程现在也采用非传统的处理方式。 二、 大学管理者和学生 既然早在关于课程设置的大争论中, 传统派人士早已竭力反对这种改革方案, 而且大量的事实证明新课程改革是激进的﹑对美国传统文化是具有颠覆性的,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性质的课程设置改革却最终还是在美国大学校园得以实现和推行呢?这正是本篇论文要探讨的问题。对于这场课程改革, 传统派作家、学者们, 致力于著书立说向美国公众揭露这场课程改革的颠覆性和破坏性。也就是说他们对这场改革的关注是通过实际行动来揭露和批判这场课程改革的性质。但对这场课程改革得以实现的原因却为未引起他们的关注。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必要的。它将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场“课程战争”, 同时还可以使我们对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美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有一个深的洞见。 本文作者通过阅读大量相关书籍资料发现这次课改得以实现是源于一场不经意的合作。这场不经意地合作发生在美国大学三个群体身上即大学管理者, 教师和学生。这三个群体对课程改革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反应使得他们不经意中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