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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名著》看荀子的唯名论思想 1 从语言关系看,两者关系不可同 荀子（公元前315（或公元前313、307、298）-前238）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国内许多语言学著作和教材在谈到荀子时都将其思想冠以“唯名论”,将其视为我国古代唯名论的著名代表。所谓唯名论,从语言学角度看,指在论述名实之间的关系或词语与事物、意义之间的关系时认定它们没有什么联系,具有任意性1。近来,通过反复研读荀子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正名篇》,我们发现当今狭义认知语言学(CL)的一些基本观点与荀子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他不能算作唯名论代表,恰恰相反,他的论述具有明显的体验认知辩证观,更接近于唯实论者。本文主要论述他有关语言的体验观、认知观和辩证观。 将荀子视为唯名论代表的学者常引用他在《正名篇》中的两句话:“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但仅凭这两句话(这段话实际是三句话,参见下文)就给荀子盖棺定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实在不妥!本文重点从6个方面解读荀子的整体语言观,抱着对历史人物负责的客观态度,还荀子一个本真面目。 2 名实和理据的范围 语言学界常将约定俗成(convention)等同于任意性(arbitrariness),这恐怕来源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他(1916)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论述语言任意性时,有多处将这两个术语混同,以至于后来很多学者不加区分,就连著名认知语言学家Croft Cruse (2004:231)也没有区分它们。所谓“约定俗成”,稍加思索就能体会出其中涉及到一个如何“约定”,怎么“俗成”的问题,在约定和俗成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人们对词语与其意义之间关系的思考,其中主要考虑两种情况2:理据性和任意性。名与实两者之间若存在较高的理据性,人们当然就更易形成这样的约定,而不是那样的约定,也就更易接受这种理据性的俗成,这是显而易见的;倘若名与实之间没有任何理据性关系,只有任意性,人们只是作一个硬性的规定、强行的俗成,其被接受的程度自然不如前者。正如章太炎所指出:“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睹矣。何以言雀?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鹊?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章太炎1996:28)。 反过来说,如果名实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理据,也就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非要如此约定它们的结合。当然,词语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类型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同时还要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过程,今天看来是任意的,但也难以完全否认当初就没有任何理据,理据的遗忘或丧失完全可能是人们在其后的语言运用和变化过程中发生的,这就涉及到象似性的腐蚀问题(Haiman1985)。 荀子在论述名、实关系时只讲了“约定俗成”,而没有讲“任意性”。同时,荀子没有像索绪尔那样把任意性说成语言的第一性质,是支配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理论,可见荀子的“约定俗成”与索绪尔的“任意说”不可等量齐观! 许国璋(1988)指出“约定俗成”不等于“任意性”,因为前者还涉及到如何约定怎样俗成的问题,其间有人和社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约定和俗成以人们的认知加工为基础,有理据关系应首当其选,更易被约定、俗成,也更易被大众接受。因此,不可混同约定俗成和任意性两个概念,前者似乎介于任意性和理据性或象似性之间。将两者等同起来,造成学界不小的混乱。同样,了解这一区分对于我们消除这一混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倘若执意将两者混同,用先入为主的思想人为地、任意地框定荀子的整体观点,似乎本身就有任意曲解荀子之嫌,有背于科学研究的精神,实属“大不宜”,这不正应了荀子的话“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里的“约”意为约定于原作者观点)。 3 语言的理据性和实事求是的语言体验认知 荀子在讲完上述两句话后紧接着说了十分重要的第三句话:“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唐代杨(1989:133)解释为:径疾平易而不违拂谓易晓之名,也即谓呼其名,遂晓其意,不待训解者。就是说,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易懂而不会使人误解,听其名就能立即知晓其义,就叫做好的名称。杨宪邦(1987:375)认为善名是指直接易晓而不违反客观事实的名称。据此,善名是指那些与实有直接关系的名,听其名可直接知其义,名副其实,不违反客观事实的名称,不须作任何解释。能取得这种效果的名称,它只能是在感觉上和认知上存在明显的理据性,可被直接(径易)理解而不至于被误解(不拂)。这样的善名可正确反映“实”,符合或接近“名实相符”原则,可作到“名闻而实喻,名定而实辨”(《正名篇》)。 荀子的三句话一气呵成,反映了他的语言体验认知辩证观:既认识到语言中存在约定俗成现象(不同于任意性),又强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