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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报纸的职业认同危机 中国现代报纸和杂志源于西方的研究。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直接刺激了近代报业的兴起,并催生了新的职业群体——报人。甲午战前,报纸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有限,加之最早的一批报人主要从传统的士人衍变而来,旧的社会烙印尚未完全剥离,与传统社会又有明显的分离趋向,一度成为处境尴尬的边缘人,对自己的身份、价值与社会地位难以确定。清末两次办报高潮使报纸的作用显现,逐渐为社会所认同,报人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扮演要角,自我认识随之转变,职业意识日渐明确和自觉,为日后新闻职业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坊间已有的新闻史著作对此略有所及,但多语焉不详。是以,这层史实不大为人所知,因而颇有探讨的价值。 一、 第一报人:“社会”的受害者 中国近代报业肇始于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报刊。鸦片战争结束后,在华外报迅速发展,报馆规模日渐扩张,对从业人员的需求逐渐增加,部分中国人开始参与编辑工作。外人所创办的中文商业性报刊为迎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使报刊尽可能地“中国化”,聘请华人主笔蔚然成风。一部分教会报刊也多援用华人为主笔或编辑,如《万国公报》的沈毓桂、蔡尔康,王韬任职《六合丛谈》。在这样的背景下,报人作为一种全新的职业群体产生了。 欧美近代报业,尤其是具有大规模的高级报纸,在民众心目中拥有很大的权威,成为舆论向导。如《泰晤士报》“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社会对报纸极为重视,“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报人向被誉为“无冕之王”,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但第一批中国报人的境遇与外国同行适成鲜明对照,其社会地位的低下难以想见。“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宗棠甚至有“江浙文人无赖,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的评语。 在物质方面,第一批报人收入相对微薄,工作与生活状况极为艰难。雷8)在回忆《申报》馆的条件时声称:“房屋本甚敝旧,惟西人办公处,尚轩爽干净。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等等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入睡。馆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仆人购于市肆,携回房中食之。所谓仆人者,实则馆中司阍而兼充主笔房同人差遣奔走,并非专司其事之馆役也。薪水按西历发给,至丰者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饮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之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质言之,当日报馆设备上之简略、物质上之荒陋、金钱上之俭约,实与报纸内容成一正比例”。《申报》在当时各报馆中还算是佼佼者,尚且如此窘迫,其他报馆的情况大体可以想见。 报人及其职业所遭遇的轻视,还可从卖报之难中略见一斑。卖报如同行乞。《上海报纸小史》和《上海闲话》中都曾有记载:“若在昔日,每日发行之报,无过数百份……每日出报,外埠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定阅各家者外,其有剩余之报,则挨门分送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梁启超最初参与创办的《中外公报》也曾经历过“沿门乞阅时代”,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说中回忆说:“(《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 潘公弼在论及第一报人的社会地位时,曾深有感触:“社会之视报人,或尊之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为报人;或鄙之为无聊,以其不务‘正业’,是则根本不了解报纸为何物”。其言不虚,道出了报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在于报刊影响力低下,中国人“几不知新闻纸为何物,尚不知阅报为何事”,大都以为报刊仅仅是酒余饭后之谈助。 社会地位的低下致使报人面临严重的职业认同危机,他们对所从事的职业讳莫如深,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姚公鹤曾回忆说:“吾乡沈任诠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澳门《知新报》在开创之初感慨:“至等秉笔政于市侩,无行者相伯仲”。更有甚者,部分报人对报业提出质疑:“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王韬亦感叹道:“韬逐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然舍此无可适者。欲为禄仕以谋升斗,而疆场有事,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