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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公司治理作用一个文献综述 一、 媒体公司治理作用 从安全到世界自然，从银广夏到亿安科技，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例子表明，媒体在揭露企业欺诈行为、促进非法公司纠正和侵犯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理论研究中,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却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经济理论对信息传播作用的忽视(Dyck and Zingales,2002)。在理论经济学的模型设定上,投资者要么被定义为知情交易者,要么是非知情交易者。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支付信息搜寻成本,非知情交易者可以获取所需的信息,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理论模型都没有考虑公共信息提供者——媒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此,Zingales (2000)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述性文章中呼吁学术界将媒体作为新世纪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上述理论原因之外,媒体报道偏差则是造成媒体公司治理作用不被重视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根据Gentzkow等(2005)对美国近代报纸产业的研究,早期的美国报纸普遍存在报道偏差现象,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依附于某个政党,因而这些报纸的报道往往缺乏客观性和中立性,报道内容也多涉及政党间和政治家的相互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学者并没有将媒体看作是向市场提供客观中立新闻报道的信息中介,反而将其视为“努力向市场提供娱乐性和趣味性报道(的企业组织)”(Mencken,1920;Lippmann,1922)。随后的学者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对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表示怀疑(Jensen,1979;Graber,1984;DeAngelo et al.,1994,1996;Hamilton,2004)。 安然事件后,鉴于媒体在其间发挥的重要影响,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批重要文献相继产生。与此同时,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也得到包括实务界和政府机构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媒体是否具有公司治理作用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成为讨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从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动机、机制与条件、效果以及对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质疑等角度展开全面论述。 二、 政府管制与媒体管理决策 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播,媒体能够降低公众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向公众提供多元化的观点(Besley and Burgess,2002)。当媒体进入到市场经济环境,便同时具有了“社会公器”和盈利主体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对媒体报道动机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媒体不掌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也不能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从这一点看,媒体并没有足够的激励去监督上市公司;另一方面,读者是否注意到并愿意接受媒体对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报道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监督与收益之间关联的间接性造成了对媒体报道动机分析的复杂性。事实上,媒体是否主动发挥监督作用,一方面取决于媒体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否有利于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监督和揭露企业中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能否为媒体赢得社会声誉,赚取商业利益,是媒体是否愿意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Miller,2006;醋卫华和李培功,2012)。 在媒体面临的众多外部环境中,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所有权和行政权对媒体报道施加影响,如秘鲁事件及尼克松政府对水门事件的压制等(Gentzkow et al.,一2005)。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广泛存在,即便是那些声称新闻自由受到良好保护的国家也不例外(Gentzkow and Shapiro,2006)。据Djankov等(2003)对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媒体所有权类型的统计,有超过29%的报纸、60%的电视台和72%的电台是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政府所有权的影响,媒体对特定事件的报道可能引起政府的不满,或者因报道得罪了其他利益集团而引发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政府向媒体施压。此时,由于媒体从监督中获得的边际收益远远低于因政府干预和政治压力带来的边际成本,媒体进行监督的动机会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通过立法管制,政府不仅可以决定媒体言论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也可以改变媒体市场的竞争格局,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媒体报道的生产。就全球范围来看,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内容审查、经营牌照授权、委任及撤换主编、财政补贴、外资进入壁垒等(Djankov et a1.,2003)。在Stigler(1971)之前,经济学传统观点普遍认为,在市场失灵时,政府管制应该介入市场。而媒体报道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存在极强的外部性,按理应该属于政府管制的范畴。然而有趣的是,即使是那些公共利益理论(Theory of Public Interest)最坚定的信奉者也鲜有支持政府对媒体实施管制的言论(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