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书字义标音考.docxVIP

点书字义标音考 一 句度病理、句读和理 “知识是什么？”李刚在《资干集》第一卷中引用了《云长集》这个词。后人经常误解这句话中的“注释”。《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发表了吕友仁先生《“学识何如观点书”辨》一文(下称“吕文”),率先对传统的误解作出纠正。笔者认为,吕文的成功之处在于准确地阐释了“点书”的一个重要而又被长期忽略的内容,即它是四声别义的标音手段,从而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点书”的定义。吕文的失败之处在于矫枉过正,它说“这(按:谓点书)是一种标音手段,和句读是不相干的两码事”,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古汉语研究》1992年第2期发表了任远先生《“点书”辨》一文(下称“任文”)。任文指出了吕文结论的片面性,这很有必要,但又说:“这里的‘点书’,就是古人所说的‘标点’。古人的标点包括句读、义理和字音三方面内容。”譬若治丝益棼,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又复杂化了。首先,“标点”一词,是哪位古人所说,任文隐而未讲,这就难免启人疑窦。其次,说“古人的标点包括句读、义理和字音三方面内容”,把“义理”也看作是“点书”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文献证据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点书”的字面意思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实际内容,根据李匡乂《资暇集》中的下列原话“稷下有谚曰:‘学识何如观点书。’书之难(笔者按:疑当作“点书之难”,脱一“点”字),不唯句度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可知包括两点:一个是“句度义理”,一个是“字之正音借音”。而李氏之所谓“句度义理”,是指由句读表现出来的义理,非谓“句读和义理”。因此,“点书”之意,简言之,一个是“句读”,一个是“标音”。至于“义理”,并不包括在内,也不可能包括在内。任文在“句读”和“义理”之间加了一个顿号,于是“点书”就凭白无故地多出了一个“义理”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是对李匡乂原话的误读。这是因为:第一,从常识来讲,“句读”是可以通过圈点来实施的,“标音”也是可以通过圈点来实施的,二者都具有可操作性。而“义理”,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就是“言论或文章的内容和道理”,而“内容和道理”是无法通过圈点来实施的。换言之,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二,“义理”是通过句读来体现的,句读正确,意思就出来了;句读错误,意思就拧了。简言之,“义理”出自“句读”。这就是李匡乂所说的“句度义理”四个字的含义。笔者的这种理解,不乏文献证据。例如: (1)元人吴师道说:“故凡读书者,必先画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后义理可寻。”按:此所谓“句段”,义同“句读”。下同。 (2)清人胡煦说:“《坤》之四德,本与《乾》同,而下复添六句,以为之象。……故‘君子’三句之下,以‘利’字为句承之。‘西南’三句之下,以‘安贞吉’三字承之。安者,贞之体;吉者,贞之用也。句段不清,则真义不明。” 第三,就在李匡乂《资暇集》卷上所引稷下谚条的前面,紧挨着就有一条“义理”出自“句读”的例证。《论语·乡党》:“廏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上述标点反映的是这一章的传统句读,而《资暇集》对此句读提出了异议: “伤人乎?不。问马”,今亦为韩文公读“不”为“否”(笔者按:旧说韩愈有《论语笔解》一书),言仁者圣之亚,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故贵人,所以前问;贱畜,所以后问。……按陆氏《释文》已云“一读至‘不’字句绝”,则知以“不”为“否”,其来尚矣。诚以“不”为“否”,则宜至“乎”字句绝,“不”字自为一句。何者?夫子问:“伤人乎?”乃对曰:“否。”既不伤人,然后问马,又别为一读,岂不愈于陆云乎! 不难看出,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样一条道理:“义理”出自“句读”。总结以上三点,笔者认为,任文在“句度义理”之间加上顿号是误解了李匡乂的原意。 任文在证明“古人的标点包括句读、义理和字音三方面内容”时,举了六个例证。笔者认为,这六个例证都不能成立。前五个例证之所以不能成立,姑勿论其中有的例证并不切题(如所举《世说新语》“点定文句”之证,实乃“修改使成定稿”之义,与“点书”毫不相干),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都是单打一之证,即每个例证充其量只能局部地证明“点书”功能,而不能完整地证明“点书”功能。例如,任文说:“张守节《史记正义》依平上去入点发字音。”就句话只能证明《史记正义》有“标音”,并不能证明《史记正义》有“句读”。这种将一个完整的定义割裂开来予以证明的作法,显然是不严谨的,因而不具说服力。笔者认为,根据李匡乂给“点书”下的定义,要证明“点书”古已有之,所举的例证就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即在同一部书中,既有句读之例,又有四声别义的标音之例。而单打一的例证是满足不了这个条件的。对于第六个例证,任文用了较大的篇幅来加以说明,但并没有说明问题。 任文说:“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中所载宋元人《批点经书凡例》包括句读例、点抹例和发音例。”《读书分年日程》中确实有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