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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乾小说的诗性特征 批评人士对肖乾小说的诗歌特征几乎常见，但在探讨肖乾小说的诗歌特征与基督教文化的起源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或拒绝。由于萧乾早年在教会学校中阴郁悲惨的童年生活经历，和3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风潮，萧乾的小说有诸多对教会阴暗面的揭示，因而被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称为“一位反基督教的作家”。国内评论界的研究，基于萧乾小说中反基督教主题的独特和集中，亦多从其小说的反殖民主义话语的角度进行解读，因而在谈论萧乾小说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时，往往遮蔽了萧乾接受《圣经》文学及基督教文化这一历史事实。作为当事人，萧乾曾明确否认自己反基督教：“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历史上这些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发生的不愉快的事。”2他还说：“我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即便在挨板子时，我也仍能透过泪光欣赏其中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文字。”3事实上，深受《圣经》抒情风格和源于《圣经》的欧美文学浸润的萧乾，在融入自身坎坷、复杂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在其小说中谱写出了一曲曲既忧郁迷ue266又质朴悲壮的激越的生命之歌。萧乾小说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关系，本文试从萧乾小说的生命意识、伦理价值建构及抒情方式三个方面就这一论题作出评说，以求教于方家。 一、 基督教文化的体现—生命意义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样都以直觉的方式，关注人生及人性的复杂内涵，并同样以高扬人的精神需求为目的，这就为基督教文化作为一种西方资源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提供了基础。事实上，长达十年的教会学校生活，对《圣经》的反复背诵，加之早年孤寂的生活，使萧乾同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复杂的关系。笔者无意否认其小说中对基督教徒的伪善的批判，只是想指出特定的生活遭遇，给萧乾的人格心理带来的对基督教独特的感受：既批判又向往。16岁时，萧乾曾有过一阵对宗教的狂热：“那是一阵狂热的日子，我日夜抱着《圣经》翻读。朦胧间，就真的有一个神秘存在寄于我的默想中。”32216岁的狂热会随岁月之风飘逝，但对人世炎凉与宇宙空虚的感受只会随岁月的延蔓而生根。对宇宙虚无的感受和对绝对的善的向往构成萧乾独特的人格心理结构，并使其小说从本质上表现出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和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色调。其小说中对善恶并存的人性表现与跌宕起伏的戏剧式的情调变化，都给小说带来抒情诗般庄严深邃的意境。正如刘勇所言：“在叙述方式方面，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合，往往表现为一种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在基督教精神影响下的西方文学尤其注重展现人的心灵震颤和情感流程并伴随着深深的忏悔意识。西方文学在开掘人性的本质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种专注于性灵描写的情态，在叙述方式上则内化为指向心境深处的抒情笔法。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化倾向虽然有着深厚的浪漫主义传统手法的渊源，但在叙述方式上，特别是对小说、戏剧等叙事体裁的作品来说，某些以抒情化作为整体特征的作品，却比较多地显示着某种宗教精神的跃动。”30 基督教文化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给萧乾小说带来了独特的文化品格。萧乾小说对人物、事件的选取都是以个体生命存在状况及命题为视角的。从这一视角出发，萧乾小说中的人物，都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他们剥去了阶级标签，显示出人生的真相。《雨夕》中，虽然提到左翼作家很感兴趣的阶级剥削———疯女人被有钱有势的杜五爷的二少爷遗弃，但萧乾的用意显然不在揭露社会学层面的阶级对立；萧乾也无意对这个被逼的年轻女人作弗洛依德式的剖析，虽然小说也写到疯女人的苦闷与村里无赖对已经疯狂的女人的蹂躏；他也并无兴趣对沈从文亦步亦趋，通过城乡文化的对比，表明京派的乡土文化理想。疯女人不是翠翠，她完全失去了翠翠的从容宁静，而是在人生的暴风雨中狼狈不堪的弱者。《蚕》中八条小生命像人世间的芸芸众生，为生存而忙碌、竞争，越过层层命运的不测，终于难免孤独一死。《道旁》里的工程师和似乎天生只会笑的美发女郎，蜜月还没满，就迎来了丧礼。《印子车的命运》中的秃刘，天生不甘落人后，不肯求人帮忙，却终于懂得连自己的亲兄弟也不会为他的印子车的信仰帮忙。他越不过命运这道坎。《花子与老黄》中曾救过主人一命的老黄，被疯狗咬伤后，连多留一夜的愿望也被打碎。亲情、忠心在自私、竞争的对抗中，总是惨遭失败。 萧乾抓取人生图象的特征是宗教式的，越过表层的人生场景，深入到生命底层，追寻生命的意义与宇宙中永恒的“神秘”。其小说中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使其小说带上忧郁的基调。萧乾小说中的虚无的生命意识同叔本华颇为类似。当萧乾将其一己的忧郁投射到小说中众多的弱小者共同的悲剧性命运时，其小说中弥漫的对弱小者的博大同情便与基督教文化的悲悯意识和贫民福音取得认同。或许有人说，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现代作家大部分都具有，不一定与基督教文化有关。但笔者认为，萧乾的悲悯意识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中个体意识的独立基础上。在人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