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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化小说的兴起 一、 与小说的故事情节相结合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诗歌的名称和范围非常复杂。在概念上, 诗化小说往往与抒情小说、浪漫小说、散文化小说等杂糅在一起, 没有明确的区分, 如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小说史著作就将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抒情小说”特点之一概括为“小说的诗化” (P.529);在范围上, 一些论者的“诗化小说”中既包括郁达夫、郭沫若的作品, 还包括冰心的作品, 有学者甚至将鲁迅的《故乡》当作诗化小说的开端。 在我看来, “诗化小说”的最基本核心是“诗化”, 它将诗歌艺术融入小说艺术中, 构成了有独特艺术内涵的创作风格, 并形成了有延续性的创作传统。具体说, 典型的诗化小说应该具有几个特征。一是整体上的象征含义。作者创作小说的意图不以写实为最大目的, 而是追求一种更高的象征含义———这本来应该是诗歌艺术的特征。作为抒情艺术的典型, 诗歌的主旨不仅在还原和再现现实, 更在于追求超越性的意境, 追求抽象的内涵和精神。诗化小说借鉴了诗歌艺术的这一功能, 它往往传达某种文化意蕴, 表达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密切关联的哲学、文化思想。二是较强的抒情色彩, 较淡的故事情节。强调诗歌艺术意境美的构筑, 这是其突出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特征, 也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如此, 它自然不追求小说的故事情节, 不着意于复杂的故事构架。三是诗化的语言艺术。诗化小说的语言不追求生活的本色和质朴, 而是杂糅了诗歌艺术的意境美特征, 追求语言的诗意、韵味和含蓄, 或者说是以诗歌的语言写小说。这三个特点的结合是诗化小说的基本要素。也许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中, 这些特征的表现会有不同的侧重和倾斜, 但基本特点不会有大的改变。 由此, 诗化小说与抒情小说、浪漫小说、散文化小说就有了明确的区分。像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独白抒情小说虽然也包含一定诗意, 但他们的作品着力于个人情感的抒发, 有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 却缺乏诗歌艺术最根本的象征性, 缺乏诗化小说的内在文化内涵。浪漫小说的侧重点在于表现方法, 与“诗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散文化小说则侧重于结构形式, 与诗化小说有关联, 但同样不具有诗化小说的文化和象征特质。 诗化小说的创作者从废名开始, 沈从文为中坚, 萧红、师陀、萧乾、孙犁和汪曾祺是其重要的组成者。这当中, 废名、沈从文是最突出的中心, 也是诗化小说最重要的倡导者。废名说自己部分作品的创作缘起于某种意念:“我写《河上柳》, 是在某一种生活之中, 偶然站在某地一棵杨柳之下;《花炮》里的诗人, 是由某地而起。”他将写作比喻为“做梦”, 阐述“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 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 (P.323)他的作品基本上回避现实, 以诗化的象征为主要创作目的, 诗的色彩非常典型。沈从文的作品也同样追求象征内涵, 将人放在诗意中生存。他的《边城》《长河》都是时代象征的书写。诗化小说的其他作家, 如汪曾祺、萧红等, 也具有类似创作特征。这些方面, 很多学者都已经谈到了, 无须赘言。只是一些论者忽略了师陀, 却是很不应该的。师陀的《果园城记》诗化小说的特征非常典型。作品追求超越现实的精神内涵:“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 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 像一个活的人。” (P.453)该作品又很着力追求诗歌艺术的意境美, 语言也富有诗意特征, 是典型的诗化小说创作。 诗化小说的发展脉络清晰明确, 作家之间创作具有相当明显的共性, 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和自我的体认。这当中, 不少作家有着直接的影响乃至继承关系。如沈从文与废名虽然年龄差距不大, 但沈从文一直很认同废名的创作, 也不否认对他们创作风格关系密切的说法;萧乾则是由沈从文直接引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沈从文对萧乾创作的指导和影响几乎贯穿于萧乾的早期创作中;师陀虽然否认自己当初走上文坛曾受沈从文帮助, 但他早年向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大量投稿却是事实, 而且, 他也因为艺术倾向上的共同点, 被文学史家纳入“京派作家”之中; (PP.12-13)至于汪曾祺, 更是将自己称作沈从文的私淑弟子, 明确表示是其追随和继承者。 当然, 正如刚才我对上述作家之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得并不全面, 文学历史上的诗化小说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有后来者强作解人的地方———任何文学史研究都不可排除这样的嫌疑———但是, 从另一个方面说, 我把这些作家拉在一起, 又确实有理由, 就是他们都共同体现着一种文学发展的构想, 具有某些共同的追求目标。 二、 传统文化与“诗” 说实话, 虽然上述对“诗化小说”的概念的辨析和作家归属与现有观点略有差异, 多少追求一点新意, 但大的方面其他研究者也已经谈到过。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显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