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京派,再谈萧乾的文学观念.docxVIP

重提京派,再谈萧乾的文学观念 当人们把“北京派”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教派时，他们大多数人都把萧谦列入其中。但有趣的是,萧乾本人却并不领这个情。笔者曾同萧乾先生作过一次长谈,就“京派作家”等问题向他请教,他不但否认自己同习惯上所说的“京派”有很多联系,甚至认为把“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本身就不很科学”(详见《京师访萧乾》,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四期。以下所引萧乾言论,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这是颇耐寻味的。注意到萧乾如是说“京派”,再细察他创作的主要倾向,这位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的确是值得重新讨论的。 1不管作何解释,时下论及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是不可能完全摆脱30年代那场京海派之争的纠缠的。 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有京、海派之说,本由京、海派之争而来,更何况,现今被指为京、海派主将的几位作家——“京派”的周作人、沈从文与“海派”的施蛰存等——恰是当年两派的核心人物。事实上,这两派的文学观念并非水火不容,诸如主张文学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追求唯美的创作倾向等,两者是大致相同的,恰与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相悖,因此诚如萧乾所说:“从文学上看,京、海两派倒是有许多接近的东西”。正由于此,如今重提“京派”,并把它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看待,的确如萧乾所说的“需要慎重”。当年的京、海派就不可能从流派的角度分其泾渭,鲁迅指出过,“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最终还是京、海合流,炒出了一道“京海杂烩的苏式菜”。具体的例证有:印晚明小品、写明清式的小品文,本是“老京派”的周作人的专利,“海派”文人是很少染指其事的;但京、海之争一年以后,两家就握手言欢了,“海派”的施蛰存特请周作人题签出版《晚明二十家小品》,还向他邀稿为自己的刊物增色,于是就在上海出现了为鲁迅所揶揄的“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的刊物。这其实是不足为奇的,两派的文学观念本无殊异,最终的殊途同归自在料中。但这至少可以说明:纯从地域或文人的结派以区分文学流派,并非那么确当。有鉴于此,对于当时集结于平、津一带的作家,萧乾使用了一个谨慎的字眼:“北方作家”,以同文学史上曾有过的“东北作家群”相对应。这个称谓纯粹只给作家以地域的界说,不再包含流派的属性,其概念的保险系数显然要比过实过窄的“京派”称谓大得多。 然而,必须注意到的另一面现象是:时下人们说“京派”,大抵是从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其中多数又是三十年代就被认定的“老京派”)所共具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倾向出发,概括为一种所谓“京派”的文学观,并把它描述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发展、变衍过程中一股带有地域色彩(指作品超越平、津地域内涵)的具有独立倾向性的文学观念与思潮,则又有其合理的内核。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同当时注重创作社会功利价值的主流文学倾向颇不相同的文学思潮的呈现,无论是被称为“京派”的一部分平津作家或是被称为“海派”的一部分上海作家,都有其看取生活、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有其独特的艺术审美追求,其作品也表现出另一种价值取向,因而对他们作出不同于主流文学倾向的理论概括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那一部分平津作家或上海作家的艺术表现倾向,也的确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差异的一面。以同样追求唯美的艺术趣味而言,前者属内倾型:在中西文艺思潮交融中向传统倾斜;后者则属外倾型:体现出更多洋场型文化的特点,在中西交融中明显向西方现代派思潮倾斜。由是,对这两地部分作家的带有一定文学思潮和流派特色的创作现象用恰当的名目加以区分,也是必要的、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仅用“平津作家”(或“北方作家”)、“上海作家”的称谓,则包容面过大,把非属上述创作倾向的平津、上海作家也概括在内,就难以显示文学思潮的特色,显然是不妥的。于是人们就从历史上曾有过的“京派”、“海派”中拾取名目,以借指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流派。如此说来,“京派”的称谓似乎又有了存在的理由,它虽然承续着历史,但毕竟赋予了新的解说,有其特定的内涵,旧有的名目是不妨借指的。 综合上述:对于目前所称的“京派”的理解,并非是说带有“京派”特征的文学现象不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曾经有过一个作为流派显现的“京派”;而是说,基于称谓的历史沿革和流派的本义指向,“京派”之说是有其特定内涵的,不但把它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提需要慎重,就是论定某个作家能否归入“京派”行列,同样需要慎重。 首先,它是一个特指性的概念,并非具有包罗一切的意义。即是说:当它被指称为或一种文学思潮或相同的创作倾向时,它是适用的,如果划界过宽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此必须力避概念使用的随意性,尤需避免用过多的地域因素、文学圈子因素去评论作家之弊。其次,从流派的角度言,尽管“京派”没有结社,但毕竟有一部分创作倾向相近的作家聚集在平津,初步形成了带有流派性质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