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人立场与媒体的独立性我曾努力组织起一个‘书评网’.docxVIP

书评人立场与媒体的独立性我曾努力组织起一个‘书评网’ 事实上，萧乾先生是一个勤劳的学生，他建立了“完善的学生推荐体系”。萧先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阵地所进行的书评实践,不仅造就了当时文坛书林中的书评风气,而且为我们最近数月的讨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成功经验。 他在《萧乾选集》的“代序”《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说: 三十年代编《大公报·文艺》时,我曾利用编辑职权,花了好大力气,想提倡一下书评。那时我在没出大学门之前就热中过的一项文化服务工作,《书评研究》是我那时的毕业论文。编《文艺》时,我曾努力组织起一个“书评网”……为了“独立”,我不接受出版商的赠书。那时每个星期人都跑两趟四马路,每次总抱回一大叠书,然后,按书的性质和评者的癖好,分寄出去。“书评”成为那个刊物的一个固定栏目。此外,我又连编过几个整版的“书评特辑”,一心想把这服务性质的文化工作开展下去。记得“八·一三”那天,我还在出着这种“特辑”。 努力保持书评人立场和媒体园地立场的“独立性”,显然是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尽力不放过一本好书”,也“不接受出版商的赠书”,正是保障这一制度既着眼于品位自觉,又可有效排除人情的基本途径。然而,对于编者来说,这样的坚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此其一。 萧乾先生后来表示,“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难坚持的一条原则是:持论客观,不捧不骂,”因此对于那些在“书评”栏目中即将发表的评论作品,“遇到文字过于尖刻或迹近挖苦时,我总在保持评者的观点及评价的前提下,尽量把带刺的字眼删去。倘如双方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我是绝不去干预的。象卞之琳为了《鱼目集》的书评同评者刘西渭交了三个回合的锋,而通过这种反复商榷,只会加深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对于书评人立场和作者反驳言论的无分轩轾,一体尊重,显然是“健全的书评制度”的另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批评和争辩,讨论和商榷,只是为了进一步接近于作品的原本,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这是由书业的生态圈所决定的。批评者多元化批评立场的自由表露,以及作者始终保持有可以争辩甚至抗辩的自由,就必然能够引领一个好的书评风气。此其二。 宗珏(本名卢豫东,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先生在《萧乾与书评》一文中回忆说,自己是在1935年间因为投稿关系应编者之邀而入“网”的:“作为编者和书评组织者,萧乾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书评作者的评论能予以充分的尊重,从不轻率作任何改动。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他深情地回忆起1938年11月24日萧乾在给滞留在上海的他写来的一封信,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他“不落掉一本在沪出版的值得一评的新书”。显然一个乃至一群书评活动的积极倡导者,以及一群书评写作的积极分子,是“健全的书评制度”的又一题中应有之义。此其三。 宗珏先生在文章中同时指出,书评写作之所以在当年能够驰骋一番,《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的跑马场,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因素。否则,萧乾“虽有此抱负和才智,也属枉然”。此其四。 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在晚年回忆道,1947年前后,他虽然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但是由于沈从文先生的厚爱,把《华北日报》的“文学副刊”交给他编辑,于是在为期10个月的课余编辑生涯中,“还经常写书评”,如以“少若”笔名评论萧乾小说的《梦之谷》长篇书评,就写于1947年末,次年发表在北平《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他说: 这个副刊署名杨振声主编,实际是由当时北大西语系的青年教师金堤兄负责……我同金堤兄以及其它文艺副刊的真正负责人都很熟悉,在稿件方面总是互通有无的。那时有一批为各报副刊做实际工作的人,大抵都是北大的教师(有的是从西南联大北上的),如署名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杂志和报纸副刊由常风先生负责,署名杨振声先生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由袁可嘉先生负责,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副刊由穆旦负责,北平《平明日报》的副刊由萧离负责…… 熟谙书评三昧且对书评不遗余力地扶植支持的萧乾先生,对于这篇《梦之谷》书评印象十分深刻,曾经对江苏南通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学勇先生谈起,这才从尘封的旧报中发掘出来,复印后并由作者重抄一遍,“并改动了几个字,寄呈萧乾先生”,于是这篇书评缀上书评作者的“附记”,得以排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萧乾研究专集》之中,也为中国现代书评史留下了一段书作者与书评者之间友谊的花絮。 吴小如先生笔下的书评,有自已经历的印证,也有对于作家创作的那带有极大自述成分的故事的解读和赏析。他指出:“我之所以欣赏《梦之谷》,所以钦慕萧乾先生,只是由于他能有那抒写这种平凡故事的艺术技巧,与其感情流露时所给予人的适当的分量。干脆说,同样一个故事,他能写得出而我只有放弃,欣赏它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得承认《梦之谷》是抒情诗,是一首内容并不惊人的抒情诗。然而,可惊人处乃是作者在运用艺术技巧时的身手,乃是作者安排结构时的匠心。有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