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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与私权天津商人经济绝交运动的悖论性表现 九一八事变和事变后，社会各界爆发了一场强大的经济绝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雷麦在1933年即对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活运动之经济效果进行了极富成效的研究, 稍后, 国人亦开始关注其经济效果。相对晚近, 日本学者也涉及此一主题。国内学者则大多以“反帝爱国运动”的架构来言说书写这一历史事件, 往往聚焦于学生和工人两大群体, 相对忽视经济绝交运动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商人, 而即便有所着力者, 也多以上海商人为考察的个案。本文选取学界较为忽视的天津商人为考察对象, 以天津《大公报》和天津商会档案资料为中心史料, 对商人的言论作为作一必要的梳理, 并尝试作出移情式理解, 从而为把握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取向以及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困境提供个案支撑。 一、 日、德双边贸易绝交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 战争诉求几乎成为各界民众的集体意识, 对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责难甚厉, 但津商则较为保守稳健。1931年9月23日, 天津市商会召开会议, 认为“自日军占据东北要隘后, 本市谣言甚炽, 人心恐慌, 倘不急为设法维持, 难免宵小扰害地方”, 故推举银行公会会长卞白眉等5人于次日赴市府谒见市长, “陈述一切, 并请市府对于本市治安方策, 妥为筹划, 布告民众, 以安人心”。卞等谒见市长之后即转告各商:“必须力持镇静, 勿得轻信谣言, 自相惊忧, 是为至要。”可见如何稳定地方秩序, 乃是事变之初津市商人关注的焦点所在。 10月2日, 裕元纺织公司投函天津《大公报》, 宣称自定于9日起停购日货, 所需一切原料亦尽量采用国货, 并谓“此举自顾于事实方面无甚裨益, 即对于日方亦无关痛痒。惟全国各界苟能一心一德, 杜绝购买, 亦定能收效, 希全国同胞一致猛醒”。此为事变后天津商界对日经济绝交的最早表态。4日, 天津市救国会召集钱商开会, 议决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各商均不与日本银行及各商往来。稍后, 钱业公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的简略方案:“有与日商直接往来者, 自本日起, 一律找清;有与日商买办往来者, 自本日起, 一律找清;对于经营日货各商号, 自本日起, 绝不垫款;凡日本各银行钞票, 一律拒绝收受;不受日货押款。”党政力量于10月中旬介入经济绝交活动。16日, 天津市政府奉南京行政院命令, 转饬天津财政、公安、社会等局, 要求他们与市商会组织粮运稽核委员会, 俾免奸商任意操纵市价及私运出境。市商会即定18日召集粮商会议, 讨论防止私运粮食和抑平米价等问题。市党部亦组织经济绝交宣誓活动。 市商会的经济绝交行动似乎是遵命而行, 但“商人自动经济绝交委员会”显然更加活跃。该组织成立于万宝山事件之后, 其自主色彩要浓于市商会。万宝山案之后天津的经济绝交运动, 基本上由商人自动经济绝交委员会组织进行。九一八事变之后, 经济绝交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抵制日货制度也基本上是承继先前的日货通行证制度。我们可对其颁行的日货登记条例与惩罚条例稍作考察。日货登记条例共14条, 适用范围是10月18日前天津各商店已进未售之日货。对于此类日货, 该条例将其分为绝对禁止与相对禁止两大类别。所谓绝对禁止者, 即除了相对禁止者之外的一切日货。对于10月18日以前已购而未到的绝对禁止之日货, 要求各商必须设法退还, 若万一无法退货, 即须在11月1日至15日之间到会登记。倘经调查核实, 即颁发证明书, 各商持证至反日会缴纳货值10%到90%不等的救国基金, 领取通销证则可销售。所谓相对禁止之日货, 包括日本文化、交通、医药类物品, 以及中国工业制造与日常生活必不可少, 而一时又无同类国货可资替代的日本所产各种原料。条例规定, 对于相对禁止之已进未售之日货, 给予半个月的登记期, 缴纳5%的救国基金之后则可销售于市。 凡违反上述规定者, 则按惩罚条例进行惩罚。惩罚条例共17条, 其中主要规定了4种处罚标准。在日货登记期间, 尚未发给通行证而私自偷运者, 原货充公, 并按货价科以10%以上、50%以下之罚金;截止期限以后再私自批购日货者, 按货价科以20%以上、50%以下之罚金;日货登记截止以后, 如查有隐匿不报、私运私售或其自报实不相符者, 或将原货充公, 或按货价科以10%以上、50%以下之罚金;对伪造通行证或偷售者, 亦按货价科以10%以上、50%以下之罚金。此一日货登记制度显系济南惨案之后所实行的“寓禁于征”制度之翻版。实际上, 前此的多次抵制日货的历史业已证明, 即便该制度严格执行, 亦无法禁止日货的入口与销售。但天津救国会成立伊始, 即对经济绝交委员会的存在提出严峻挑战。由此, 商人自动对日经济委员会连同通行证制度的废止便注定无法避免。 二、 “三无”:救国会的抵制日货条例 日货登记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