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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格列佛游记》中的历史虚构性 学习西方。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尤利西斯》文本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 历史具有文本性,文本具有历史性,因此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的探究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走向主流的启蒙运动时期,到启蒙思想瓦解的现代主义高峰期,再到多元文化并存的20世纪末,现代小说对历史的虚构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脉络较为鲜明的嬗变。从《格列佛游记》对历史虚构性的政治批判,到《尤利西斯》借历史的虚构性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揭露,再到《洼地》对历史的虚构性的中性态度和人性化认可,三部小说很具代表性地反映了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认识在英国文学史上三个重要时期的沿革和变迁。 一、 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格列佛游记》:对历史虚构性的理性政治批判 创作于18世纪理性时代的《格列佛游记》对历史的虚构性有所认识,但它对历史虚构性的书写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色彩,带有明显的宣扬理性和厚古薄今的目的性,因而并未探求历史虚构性的成因。 首先,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意识到的历史虚构性带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在巫人岛上,在巫师的帮助下,格列佛看到了与历史宏大叙事中截然不同的历史。但他对历史虚构性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历史印记:在英国启蒙主义时期,斯威夫特等启蒙者坚信理智的作用,认为理性指导人类走向秩序、法则和道德,并认为当时的社会弊病在于有些人排斥理性,过分强调想像和虚构,曲解古人。对于斯威夫特而言,这类人既包括那些随意曲解古典作家的评注家,也包括那些随意歪曲历史的作家,“因为[评注家]在把作家向后世介绍的时候,把作家的意思完全解释错了”(J.Swift 193);而“那些装模作样要写什么轶闻秘史”的历史学家则更可恶,因为“许多国王都被他们用一杯毒药送进了棺材;君王和首相在无人在场时的谈话他们也能记录下来;大使和国务大臣的思想和密室他们都能打开”(195)。这些作家缺乏理性,随意杜撰,似乎为无聊的读者提供了饭后的谈资,但其危害性是将历史弄得是非不清,黑白颠倒。作者发现,“世界真是被一帮娼妓作家欺骗了!他们说懦夫建下了最伟大的战功,白痴提出了最聪明的建议,马屁精最真诚,卖国贼具有古罗马人的美德,不信神的人最虔诚,鸡奸犯最贞洁,告密者说的都是肺腑之言。”(195) 其次,斯威夫特对历史虚构性的书写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他要借批判历史的虚构性批判他认为的因缺乏理性和缺乏相应的法制而造成的封建政治腐败,因此他笔下的历史虚构性就成了他表达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多少无辜的好人,因为大臣掌控了腐败的法官和党派间的相互倾轧,而横遭杀戮和流放。多少恶棍当上了高官,备受宠信,有钱有利,作威作福。朝廷、枢密院和参议院里发生的大事和那些大臣们搞的勾当,有多少可以同老鸨、妓女、皮条客和小丑的行为相媲美。”(195)党派倾轧、议会内幕、法官不公等现实问题都借历史的虚构性这面镜子映射出来。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斯威夫特对历史虚构性的书写绝对不是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单一反映,而是各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不断碰撞、不断妥协的场所。毋庸置疑,他批判历史的虚构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带有较强的厚古薄今的味道和较强的道德色彩,是在“把现代历史放在与过去紧密相连的具有很高历史地位的道德标准上去衡量”(Lock 40),这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诉求的表现,同时他的道德观还潜藏着反资产阶级思想的色彩。格列佛将道德与古代农民联系起来,认为这些人“风俗淳朴,衣食简单,做买卖公平交易,具有真正的自由精神,勇敢,爱国”,真正体现了他所膜拜的平等、自由和爱国精神,但在颂扬这些农民之前,他还是忘不了等级观念,将这些农民贬低一番:“我居然卑贱到这种程度,提出要召几个古代的英国农民来见见面”(J.Swift 197-98),他所憧憬的资产阶级理性在他的等级观念中似乎顷刻瓦解。而且,它还将王侯将相家族的堕落归结为其家族中出现了所谓的低等贱民。在他眼中,无论是仆人、佣人,还是琴师、军人,都是低人一等,都是高贵阶级的耻辱,其等级观念不可谓不浓。因此,可以说在斯威夫特对历史虚构性的批判中所回应的不是一种声音,而是多重声音。这种不同意识形态相互交锋、交汇的现象恰好印证了格林布拉特对历史和文学的见解:每一个文本都一定植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常规之中,这些常规在文本中的表现都不是连贯的和惟一的,而是“片面的、破碎的和相互矛盾的”(Greenblatt 19),它们在《格列佛游记》文本中共同构成18世纪特殊的文化域场。 二、 记忆的成因:殖民主义者的历史记忆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创作于20世纪上半叶,它对历史的虚构性的认识就更进一步,不仅呈现了历史的虚构性,而且探讨了其虚构性的成因,同时又暗示历史的真实性。但从整体上而言,乔伊斯笔下历史的虚构性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