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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的失败 长期以来，孙中山的地位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结束。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这个学术界公认的定论并非辛亥革命失败的严格界定。笔者认为,“让位”不是辛亥革命失败或终结的标志,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应该是“宋教仁案”。 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短暂的历史事件,它作为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包括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全部过程。就时空而论,辛亥革命可分为准备阶段、成功阶段和失败阶段。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它从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到武昌起义爆发前。这一阶段主要是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从1906年到1911年初,在国内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辛亥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成功阶段。它从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开始,到1913年3月“宋教仁案”的发生为止。辛亥革命的成功,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武昌起义胜利,武汉三镇光复。到1911年11月下旬,全国15个省市宣布起义或独立,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2)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3)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伟大尝试,开辟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孙中山辞职之后,这个阶段并没有结束。因为: 第一,清帝退位,使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辞职之后,于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演说时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页)在此之后,孙中山还多次提到辛亥革命成功,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当然,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不彻底性必然在革命实践反映出来,辛亥革命在反封建的“破”字上是很不彻底的。正如李书城在回忆中所说,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的看法是“以为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以为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183页)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当时也超越不了阶级和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认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页)以上对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理解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能去苛求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能用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来否定辛亥革命的成功。倘若孙中山认为让位给袁世凯就标志着辛亥革命失败,或者说就注定了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意志坚定和原则性很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他即使是处在举步维艰的困难环境中,也断然不会将他以毕生精力矢志追求而建立的共和国拱手相让的。 第二,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不可分割开来。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一部分目的。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号召“诸君以推翻满州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后之进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义实行无遗。”(《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在三大主义中,尚有民生主义没有实现,并且,孙中山视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的归宿。因此,孙中山在辞职之后,继续从事巩固共和国的革命事业。他说:“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页)他所指的就是民生主义,即进行社会革命。 民族、民权两主义实现以后,民生主义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理应成为工作的重心。要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必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富裕。孙中山提出了一个与欧美并驾齐驱和造福于民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主张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兴办教育,振兴实业。他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首位,辞职之后,他专心致志于中国的铁路建设,精心绘制了一幅宏伟的铁路建设蓝图,计划用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长的铁路线,形成一个把整个中国联系起来的铁路运输系统。发展实业,振兴中华,应该视为辛亥革命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和平时期以新的形式和手段进行的革命斗争。倘若没有政治革命的成功,或者说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话,孙中山是不会颠倒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的,他不是那种在政治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主张实业救国的革命家。 第三,孙中山辞职之后,政党政治仍沿着辛亥革命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斗争方式不可能造就资产阶级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