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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与《汉书行春》考论 《汉书郑洪传》记载“第五伦星春”。见(郑弘)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1李贤注“行春”曰:“太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劝人农桑,振救乏绝,见《续汉志》也。”2 有意思的是,“行春”一词不见于先秦和《史》、《汉》等汉代典籍。这一从无到有的变化,却并未引起学者的关注。研究者普遍将“行春”等同于《史》、《汉》中经常出现的“行县”。 与“行县”相关的研究,大都致力于制度史梳理,着眼于“行县”职能的归纳分析。3前辈学者严耕望论及郡国守相之职时,便将“行县”与“行春”史事并举4;杨宽亦曾指出,郡守“行县”在春耕之时,故“行县”亦可称为“行春”。5近年,侯旭东另辟蹊径,将包括“行县”在内的各级官吏差旅,与传舍的使用联系起来考察,描绘出汉帝国日常统治的一个片断。6但他对于“行县”与“行春”的看法,仍无异于严、杨。 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探讨三个问题:第一,“行县”与“行春”能否等同?第二,较之于“行县”,“行春”有哪些特殊内涵?第三,“行春”一词的产生,有何理论渊源? 一 区、兴春和班春 (一) 是可劝耕桑 东汉时期的“行春”史例有如下数见: 表1所见郡守“行春”时的作为,大多关于平冤理讼或举才进贤。据《续汉志》,“进贤劝功,决讼检奸”本是郡守日常职掌,并不限于春季主理。《续汉志》和李贤的注解之所以强调“劝民农桑,振救乏绝”,或许正是由于二者与“春”之间存在着更为明显的时节对应关系。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籍虽不见“行春”一词,但《战国策》中就已有了赵武灵王“行县”的记录。7《史记》和《汉书》更不乏“行县”记载: 毋庸置疑,“行春”必在春月进行。但所有“行县”史例,除表2第10条《韩延寿传》点明了时间之外,其余均无季节性提示。为便于讨论,兹将该段史料展录于下: 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岁余,不肯出行县。丞掾数白:“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延寿曰:“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重为烦扰。”丞掾皆以为方春月,可壹出劝耕桑。延寿不得已,行县至高陵。8 韩延寿此行的最终意图,在于“壹出劝耕桑”,这与“行春”的概念相当贴合。众多学者正是根据这段材料,将“行县”与“行春”等同视之。另,悬泉汉简简10309③3:236A云:“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道,传车被具多敝。”9这条材料表明,敦煌太守行县、道的时间,在三月或三月以前,似为“春月行县”又添一例证据。 然而,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有一个反例: 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七月乙酉新郪信爰书:求盗甲告曰:从狱史武备盗贼,武以六月壬午出行公粱亭,至今不来,不智(知)在所,求弗得,公粱亭校长丙坐以颂系,毋系牒,弗穷讯。七月甲辰淮阳守偃刻(劾)曰:武出备盗贼而不反(返),其从迹类或杀之,狱告出入廿日弗穷讯,吏莫追求,坐以系者毋系牒,疑有奸诈,其谦(廉)求捕其贼,复(覆)其奸诈及智(知)纵不捕贼者,必尽得,以法论。(简75—78)10 从爰书内容看,狱史武于六月出行,“备盗贼而不返”,实为信所害。淮阳守行县,检查该案件11,只可能在案发以后。“七月甲辰淮阳守偃劾曰”提示,这次郡守行县的时间在七月。 《奏谳书》的这条记载有力证明,并非所有的“行县”都在春月进行。 在帝国边郡,太守有“行塞”的职能。居延汉简记载:“大守君当以七月行塞,候尉循行,课马齿五岁至十二岁。”(E.P.S4T2:6)12从这一个类似“行县”的旁证亦可约略推测,“行县”并无定时。 变化出现在阳朔四年(前21)。春正月,成帝诏曰: 方东作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13 成帝之前的文、景、元诸帝都曾数度颁诏劝农,或旨在减免租税,或呼吁避免不急之役14。但敦促郡守亲巡阡陌,却是阳朔诏书首倡。杨振红谓自此之后“行春”遂成制度15,颇有见地。尽管按史籍所载,“行春”一词要到东汉才现身,然《续汉志》所谓“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的传统,或肇始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行县”并没有因“行春”的出现而销声匿迹:第4条“每时行县”,意味着都尉可能四季皆须行县。而从第6条“蝗忽大至”推论,蝗灾多因夏秋大旱所致,此时督邮行县,可知东汉时期的“行县”亦未必固定于春月。 除时间差别之外,“行县”与“行春”的主体身份也存在不同。具有“行县”资格的官吏,上至诸侯王、郡国守相和都尉,下至督邮,而“行春”却是郡守的专职。 总之,“行春”确是一种“行县”活动,但并非所有的“行县”都能称之为“行春”。“行春”时间的固定性和主体身份的专一性,为“行县”所无。因此,二者不可混作一谈。 (二) 西汉末月令的内容 “班春”亦常被视作“行县”和“行春”的同义词。16该词在《东观汉记》和《后汉书》中各一见,皆系于崔篆一人。史载,崔篆被迫出任建新大尹之后: 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